话说“沙滩文化”

    沙滩文化是清代后期出现在黔北山区的一种地域性文化。沙滩是黎氏家族聚居的村落，与附近郑氏望山堂、莫氏青田山庐衡宇相望。黎、郑、莫三个家族互为师友，结为姻娅。自乾隆至清末民初的100多年间，三个家族中涌现了几十位诗文作家和学者，刊行诗文集和学术著作100多种；其代表人物郑珍、莫友芝和黎庶昌，成了享誉海内外的文化名人，在中国文学史和学术史上都占有相当的地位。抗战期间，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编写的《遵义新志》，把黎、郑、莫三个家族共同创造的丰硕文化成果及所体现的人文精神，统称之为“沙滩文化”。近数十年来，沙滩文化的研究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有的学者把它同“巴蜀文化”、“吴越文化”、“河洛文化”等地域文化相提并论。

沙滩文化的源流

沙滩位于遵义市东40公里的乐安江畔，今属遵义县新舟镇。村中有近百户人家，房舍罗列，掩映着翠柏修竹。沿江两岸，田畴沃野，弥望十里。附近有松柏蓊郁的龙盘山，山顶有巍峨的禹门寺。附近还有锁江桥、琴洲、石头山、栀冈、水牛山、望山堂园林和青冈山等多处景点，风光秀丽，引得历代骚人墨客吟咏不绝。
　　沙滩早在宋、元之际便已开发，是播州杨氏领主(土司)的“官庄”(庄园)。明代万历年间，播州杨氏土司被明王朝剿灭，改土归流。黎氏一家便迁来沙滩占籍承种，世代在此生息繁衍，至今已近400年。
　　黎氏原籍四川广安，宋代就有族人作官，出过诗人，与苏轼结为诗友；明代有族人点过“状元”，当过礼部尚书的高官，堪称“诗礼传家”的望族，迁来沙滩的是其中一小支。这一支族世代以耕读为业。明代末年，有族人做过知县、州同等小官。明亡后，有的剃发为僧，遁入空门，有的溷迹渔樵，义不仕清，还订下“三代不应清朝科举考试”的族规，颇有民族气节。直到乾隆年间，族人才应试，考中了秀才、举人或进士。
    沙滩文化的奠基人黎安理(1751—1819年)，号静圃，乾隆举人，大半生从事教育，培养大批人才。晚年曾任过山东长山知县，平反冤狱，很有政声。著有《锄经堂诗文集》、《梦余笔谈》等。他的德操对子孙影响很深。
　　沙滩文化第二代传人是黎恂、黎恺两兄弟，文才过人，有“黎氏双壁”之誉。黎恂(1785—1863年)，字雪楼，嘉庆进士，出任浙江桐乡知县；丁忧回黔，购买图书数十箱运来沙滩，设塾授徒。他把3万多卷图书陈列在锄经堂中，让门人及族中子弟取阅，时加指点，为门人及子弟们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打下扎实基础。黎恂研读经史，治宋五子之学，著有《蛉石斋诗文集》、《千家诗注》、《读史纪要》、《回书纂义》等。他是沙滩文化由萌芽走向成熟的关键人物，英国《大百科全书》录载其行迹。黎恺(1788—1842年)，字子元，道光举人，任过印江县学训导、开州训导，著有《近溪山房诗钞》、《石头山人词钞》。李连昌先生保存了清光绪八年（1882年）的黎恺的墓志铭拓片，是由两江总督曾国藩撰文、直隶总督李鸿章篆额、四川总督丁宝桢书丹。由此可见，沙滩文化在清代的巨大影响。
    沙滩文化的第三代传人是黎兆勋、郑珍和莫友芝诸人，是他们把沙滩文化推向辉煌阶段。黎兆勋(1804—1864年)，字柏容，青少年时代与郑珍、莫友芝同窗共砚，探讨学问，切磋诗艺，友谊深笃。他通经史，尤嗜诗词。礼部尚书潘祖荫称他和郑珍、莫友芝三人为“黔之通人”。他任过石阡府学权教授，开泰县学教谕，湖北鹤峰州州判。他沉沦下僚，怀才不遇，与江汉、吴越诗家交游，诗、词创作成就较高，有《侍雪堂诗钞》、《葑烟亭词钞》传世，词的成就超过郑、莫，为黔中一流词家，在全国词坛也有名望。
　　郑珍(1806—1864年)，字子尹，少年时代就读于黎氏家塾，得大舅父黎恂精心指导，博览群书，精研宋学；又拜贵州学政程恩泽和遵义学府教授莫与俦为师，研习汉学。以“汇汉宋为一薮”为治学守旨，融会宋代理学和汉代许(慎)郑(玄)之学，著述宏富，经学和文字学的成就很高，有许多独创性见解，学界推尊为汉学大师，有“西南巨儒”的美誉。他中过举人，任过古州 (今榕江县) 厅学和荔波县学训导，主讲遵义湘川书院和启秀书院，培育大批英才，黎氏门中兆祺、庶焘、庶昌诸昆仲，均出其门下。

    莫友芝(1811—1871年)，号邵亭，独山人，其父是翰林院庶吉士，是他把乾嘉学派的汉学传到西南地区。友芝承继家学，又师承雪楼先生，广交天下英儒硕彦，学识渊博，著述等身，是清代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和书法家，著名诗人，终身从事教育，不鸣一官，晚年入曾国藩幕府。他与郑珍齐名，有“西南两巨儒”之称。
    沙滩文化的第四代传人有一大批，其中以黎庶昌最为特出。黎庶昌(1837—1898年)，字莼斋。他少有大志，26岁时向皇帝上“万言书”，指陈时弊，力主改革。他在曾国藩幕府供职多年，师从曾氏，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成为晚清著名散文家，曾任外交官，驻西欧4国达6年之久，又两度出任驻日本国公使。他著述颇丰，代表作有《拙尊园丛稿》、《西洋杂志》等。
    黎庶昌之后，沙滩文化渐趋式微，其子侄辈中虽有不少人能诗善文，有成就者不太多。黎氏之学只黎汝谦、黎尹融较有名望。黎汝谦是光绪举人，两度赴日作神户、横滨领事官；任过《时务报》编辑，著有《夷牢溪庐文集》、《诗钞》，并翻译《华盛顿传》。黎尹融是光绪进士，任过知县、知州等官，曾赴日本考察，有诗文传世。尹融之子黎渊、黎迈留学日本，分别获法学博士和理工硕士。黎渊在民国初年创办中国第一所高等政法学堂。郑氏之学后继乏人。莫氏之学虽有友芝之子绳孙，祥芝之子莫祁、莫棠继承，均留居江南，成就不甚高。

沙滩文化的成就

　　沙滩文化有丰硕的文化成果，既以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为主体，也有农学、地理学、医学等方面的专著。它广泛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外来文化的优长，又具有地域的特色。从内容来看，不少著作是以地方史迹与风情民物为描述、研究对象。如《遵义府志》(郑珍、莫友芝合纂)、《全黔国故颂》(黎庶昌)等是地方史志；《农谈》(黎恂)、《樗茧谱》(郑、莫)是本地农业、养殖与手工技术的经验总结；《播雅》(郑珍)、《野诗纪略》(莫友芝)、《黔诗纪略后编》(莫庭芝、黎汝谦、陈田)是地方诗歌总结。至于沙滩文人诗词集和文集中的作品，大部与贵州事物相关：或写本地人物事迹(墓志、传记等)；或描绘本地山水风光，记述民俗风情；或反映本地社会现状，等等，无不具有浓郁的贵州山区风韵。
　　沙滩文化成果中，有不少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如《遵义府志》有“天下府志第一”的评价。郑珍的文字学专著《说文新附考》、《说文逸字》，学界公认是同类研究专著中水平最高的典籍，新编《辞源》多处于引证郑氏研究成果。郑珍的《经说》、《仪礼私笺》、《轮舆私笺》等，有不少创见，备受时流推许。莫友芝的目录学专著《吕亭知见传本书目》等，被目录学者视为“枕中鸿宝”。他的《韵学源流》一书，被采用为文科大学参考书。
    郑珍、莫友芝是清代宋诗运动的主将。郑珍的《巢经巢诗集》被“同光体”诗派推尊为“宗祖”。原东吴大学教授胡先肃评道：“郑珍卓然大家，为有清一代冠冕。纵观历代诗人，除李、杜、苏、黄外，鲜有能远驾乎其上者。”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在论钱载诗时说：“然生沈归愚，袁子才之世，能为程春海、郑子尹之诗，后有汉高，则亦愧于先驱之胜广矣!”在开拓宋诗方面，把钱载比作首举反秦大旗的先驱陈胜、吴广，把程恩泽、郑珍比作成就大业的汉高祖。苏州大学教授钱仲联有“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的赞语，他评论道：“郑子尹诗，清代第一。不独清代，即遗山(元好问)，道园(虞集)亦当让出一头地。”并认为“子尹诗，才气功力俱不在东坡之下”。评价之高，无以复加。莫友芝著《吕亭诗集》，成就略逊于郑珍，但也是“偏师之雄”。
　　词的成就，以黎庶蕃、黎兆勋为高。全国性的多种词选，都录载他们的作品。散文成就以黎庶昌、郑珍、莫友芝三人为高。黎庶昌《卜来敦记》、《访徐福墓记》、《游日光山记》，郑珍《巢经巢记》，莫友芝《巢经巢诗钞序》等，为多家选本录载，是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黎庶昌在日本刻印《黎氏家集》，收录黎氏祖孙四代的诗词古文集凡40余卷，赠送日本友人，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硕果之一。他出资辑印《古逸丛书》1200卷，更为学界所称颂。其《西洋杂志》，被誉“十九世纪西洋风俗画卷”，不惟国内多次出版，巴黎也出了法文译本。沙滩文化不仅驰誉中华大地，而且名扬东洋西洋。

　沙滩文化的人文精神

　　沙滩文化的多种成果，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宝库，是我们贵州人民颇为珍贵的文化遗产。更加可贵的是沙滩文人们表现出来的人文精神。
　　一是献身教育的精神。沙滩的文人，几乎人人当过塾师、书院主讲，或任过教授、教谕、训导等学官。有的毕生以教育为职志，写了不少教育论著，黎安理、黎恂、郑珍、莫友芝是举世公认的教育家。黎氏家塾从明代开办，延续到建国之后，历时350多年，培养人才以千计，教泽缔延至今。黎庶昌青年时代当过塾师，在西欧任外交官时留意考察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写了多篇介绍西欧教育的文章，包括正规教育、职业教育、盲哑教育、农技教育等等，晚年任川东道道员，在重庆创办致用书院，改革教学内容，增设外文、算学及格致(即理化)等科，培养新型科技人才，又选送一批学生出国留学，人们称之为“洋学堂”。辛亥革命的“大将军”邹容(《革命军》作者)即受业于此。他还收纳弟子，使黎氏之学传播蜀中。其三传弟子有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殷孟伦，四传弟子有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振铎(《汉语大辞典》主编))。沙滩黎氏家塾的最后一位塾师黎丹先生，是位博学的宿儒和诗人，贵州师大王燕玉教授就是他的门生。他的儿子黎焕颐，是当代著名诗人(任《中国诗人》主编)。直到今天，黎氏族人从教者仍不少；还有一些高级工程师、高级农艺师分布全国各地。沙滩教泽，流惠百年。
    二是热爱祖国、关怀乡邦的精神。沙滩的文化人有忧国忧民的好传统，有高尚的民族气节。他们的诗歌中，有不少反映民间疾苦的作品。郑珍不畏权势，用诗歌揭露各级官吏、豪绅、武将和兵弁搜括民脂民膏、逼死人命的罪行。莫友芝流寓京师期间，正遇英法联军攻打北京，他写了不少诗歌斥责投降派，哀悼京城沦陷、圆明园被焚毁，表现了“匹夫未敢忘忧国”的精神。黎庶昌为巩固祖国西北边防，请求亲自去西北边境考察，未得准许；他便搜集一些冒险家、旅行家的日记，整理成两个地理学专著，送交国家有关部门作用兵，通商的参考；甲午中日战争中，他捐输万两白银充作军饷。战败消息传来，他终日啼泣，爱国之情，感人至深。某年，遵义地区闹饥荒，黎庶昌约集在川作官的遵义人捐资，带头捐献白银数千两，购川米运回遵义平价出售，救活了数十万百姓；余款建义仓备荒。此举深受故乡人民称颂。他还捐资修葺禹门寺，购全套佛经置寺中，又捐资修建金顶山玉皇殿保存名胜古迹。
    总而言之，沙滩文化的丰富成果和高尚的人文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整理、研究，并加以弘扬，近10多年来，黔南成立了莫友芝研究会；遵义成立了郑莫黎研究会；省文史馆，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及贵州省古典文学学会等团体，先后举办过多次有关沙滩文化的学术研讨会；1992年就在贵阳举办了黎庶昌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港台地区，以及日本、韩国的专家学者100多人，聚集一堂，交流研究成果，使沙滩文化的影响更加扩大。

摘自2004年贵州遵义《沙滩》杂志，原创作者：黄万机，编辑：黎国强，核稿：黎国强，勘误：黎国强（联系电话13728886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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