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子流，男，1932年1月出生。广府人珠玑巷后裔海外联谊会会长。

· 中文名

黎子流

· 国籍

中国

· 民族

汉

· 出生地

佛山市顺德区

· 出生日期

1932年1月

人物履历

少年得志

黎子流出身在佛山市顺德区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家乡是一个叫陈涌的村子。1932年1月，黎子流赶在年头出生。从他此时形象，我们很容易判断，当时他应该是黎家一个虎头虎脑的胖小子，给这个家庭甚至家族带来了不少的欢乐，也可能从出生时就承载了某种期望和使命。

随后的现实却并非那么一帆风顺。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和机会读书，虽然在一份简历上填写的学历是初中，但黎子流说，他真正在学校只读过两年书，后来进党校学习了两个月，这就是他全部的求学经历。

黎子流10岁就出来干活了。一个小小少年和他的父老乡亲们一起，在顺德乡间的土地和水田里，为改变生存现实，挽起裤脚，勤劳耕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磨练。与此同时，他作为领导者的潜质和才华，也随着年岁的增长日益显现。

1951年7月，他被选派为顺德县大洲乡土改队员，任小组长。时年，黎子流只有19岁。后来，在龙山乡，他是乡亲们以原始方法作为选票推选的副乡长、乡长。

1953年4月，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个刚20岁出头的农家子弟，就这样走上了他的“仕途”，在常人眼里，这应该是少年得志了。

在黎子流先生赠给“亚洲资本论坛”的一册装帧精美的《黎子流人生掠影》的序言里，他写道：“从那天开始，我便踏上一条坎坷、曲折、漫长、坚实的人生之路”。

三次挫折

两年劳改

1958年，中国人民在“三面红旗”下开始“大跃进”；犯“强迫命令风”错误，黎子流遭到万人批斗，被停职反省，劳动检讨。

1960年，中央纠偏贯彻执行农村六十条政策，形势有所好转。

黎子流说，这三年中，我们最困难时每人每月只有16斤米，大家进集体食堂吃饭，谁都吃不饱。

1961年，黎子流复出。他说，第一次挫折让他懂得了什么是群众观念。

1963年，在“四清运动”中，他再次靠边站。当时思想不通，就想说；说了又错，反复接受工作队和“群众”的批判。

半年以后，他回到公社书记的岗位上。这是第二次起落。

和前两次相比，第三次几乎是刻骨铭心的。从1966年到1969年，黎子流被列为“三反分子”和“走资派”，接受了100多场批判，坐了两年牢房。这一次，全家都遭殃了。妻子因为不举手赞成对丈夫的批判，被关了；大儿子考上大学，因受牵连没能入学，并因为玩耍不小心用弹弓打了领袖像，被定为小反革命。小儿子到农村劳动、寄养亲戚家。

被关押期间，黎子流白天被监视劳动，中午和晚上都要学习，他记得最清楚的一篇文章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黎子流说，他之所以讲这几次沉浮，是因为这些经历让他明白了一些人生道理：

首先，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就要关心群众疾苦。我们所犯的错误就是脱离群众、脱离实践。无论哪一级党委和政府都必须走群众路线，否则对干部队伍都会造成伤害。对党的政策一方面我们要认真贯彻，另一方面也要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事情不能强迫群众去做。

其次，是要有科学的态度，离开了科学和生产力的现实，我们只有落后。

第三，怎么做人，我觉得一定要有一颗纯朴的心。我本人文化程度不高，但我必须加强学习，这几年，让我悟出了做人处世的原则：刻苦学习，处事以公，待人以诚，讲求实际。

一个终结

从参加工作到离开，黎子流在顺德长达33年。顺德，这个极具发展活力的南国小城，是黎子流的故土，对他伤害最大，但他又对这片土地爱得最深。这似乎是中国人怎么也走不出的一个怪圈。

在一份简历中，我们看到了黎子流在顺德的职务变迁：1953年起先后任顺德县七区土改队员、龙山乡副乡长、乡长、团支部书记、副区长、区长、区委书记，勒流公社党委副书记、书记、社长；1963年3月后任县农村战线革委会副主任、县围垦中心沟副指挥、总指挥；1974年4月起历任中共顺德县委副书记、书记、佛山地委委员。

对一个当事人来说，这些职务本身的含义也许是清晰的，对更多的不知情的人来说，从中看到的则是历史的印记，一个已经远去的时代，一个让不少人身心备受伤害的时代，一个让中国在世界面前保持了神秘感同时也多了一些荒诞感的时代。

正是在这样一个熔炉一样狂热和混乱的时空隧道里，黎子流度过了他的青春年华。在20多年后的今天，他能想起来也想说的不是很多，他只告诉我们一句，在顺德，除打仗之外，我什么都经历了。

在顺德，他从1960年代后期就和乡亲们一起围海造田直到1970年代中期。我们从现存的照片上看到，当时的黎子流留着小平头，穿着白衬衣，棱角分明的脸上透着坚毅和自信。在劳动之余，他和乡亲们一起赛龙舟，跑马拉松。

有一次饭间，黎子流说年轻时候参加体力劳动不惜力，再加上被监视劳动，他的右肩已经僵硬了好多年，而且明显要比左肩低，腰部受了重伤。

对这30多年的工作，黎子流的评价是，我们也有成绩，但很不容易，比如围海造田，兴修水利、办电等，但对我个人来说，错误大于成绩，教训多于经验。

黎子流还说，共产党是共性，个人要有个性。我们必须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正视我们有过的错误，我们才能不断前进；只有敢于否定自我，你才能够不断进步。

1983年4月，黎子流调任江门市委书记，这是一次破格提拔。

他在顺德的奋斗终于有了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终结。

当然，我们不能不看到此刻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在发生着令人欣喜的变化，天空日益爽朗、明媚，每个人的心里都汹涌着一股压抑了多年的激情。

社会观点

几点感受

时间远去了，大地还在；故事结束了，人心还在。

在2004年深秋的天空下，仍然是顺德的土地上，黎子流在农业园的草坪上和我们共同分享着难得的凉爽，微风习习，仿佛缕缕往事的游丝，漫漫掠过每个人的心田。

顺德是一个只有800平方公里的县级小区，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里，却建起了15000多家工厂，创造了800多亿元的GDP，这不仅是顺德人自己的骄傲，更是曾经为这块土地献出过青春和热血的创业者和领导者的骄傲。

黎子流说，在顺德，我总坚持一点，无论是建设还是改革，我们都要先行一步，不是越雷池一步，但要越雷池半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要历史地看问题。即使在文革期间，有些事情是对的，如兴修水利、农田基建。就我个人而言，被打倒的时候和社员在一起也学到不少东西，有好的积极的方面，也有负面的。有一次我被监督劳动，我看到监视我的几个青年一直玩扑克，根本没干活，可是晚上评工分他们还是拿最高的，我懂得了什么是虚报浮夸和做假。这不是群众的错。

第三点，要坚持解放思想，也不能乱解放，一定要结合实际。黎子流说，当地的老百姓要去香港比赛龙舟，上级怕农民跑掉，谁也不敢批准，他把要参赛的农民叫来开会说，我拿乌纱帽担保你们出去比赛，跑掉就是我的责任，结果比赛还拿了第一名，一个都没跑，全部回来了。还有一次是红线女带领演员去演出，遇到同样的情况，这说明我们的思想有问题。

第四点，关于香港电视，我认为对我们解放思想发挥了积极作用。1982年，胡耀邦来顺德，问黎子流对香港电视的看法，黎子流问想听真话还是假话，胡耀邦说当然是真话啊。黎子流回答说，香港电视信息来得快、及时，我们的电视很落后。尤其转播女排比赛那次，好多人偷着看。当然也不是什么都好，广告太多，商业味太浓。后来，关于怎么样看待香港电视，顺德的领导层开了3个小时的会议专题讨论，得出的结论还是任仲夷省委老书记说的话“排污不排外”，我们要接受世界先进的东西。

第五点，不能因为是信息社会了就把好的传统就丢了。信息化不能代替走群众路线，我们不能用电脑联系群众；信息化不能代替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是我们几千年来形成的精神，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信息化也不能代替调查研究。黎子流说，大家都习惯了用手机，如果没有手机也许什么都干不了，信息确实很方便也很厉害，但传统好的东西我们还是不能忘记，不能丢掉。

关于香港

关于香港，黎子流还说了一件有趣的事：1980年，他第一次去香港，发现那里什么都有，不像我们宣传的那样。在香港吃了一顿饭，对方花了15000元，我说这些钱在顺德，我可以建一个幼儿园。回到顺德，他觉得我们还是穷啊，县委就只有两部车，一辆吉普，一辆小汽车。开了眼界，在建旅游中心时首先是坚持建一个能停200辆车的大型停车场，以方便旅客和华侨回乡。

侨乡纪事

江门是著名的侨乡，世界107个国家和地区有江门籍华侨。

黎子流说，过去我们伤害了华侨的心。他到江门后，首先要做的是一步一步落实政治上和侨房政策，恢复华侨对家乡的信心；其次，他在集体领导下为江门提出了一个口号：振兴五邑两阳经济，建设富裕文明侨乡。

从1983年到1989年，黎子流在任6年，一直围绕这个口号做文章。

华侨开始关注江门，他们从捐资办学开始。黎子流要求，使用华侨的钱要本着尊重华侨的原则，必须做到账目清楚，必须让华侨信任我们的各级领导，资金不够由政府补给，一定要把事情办好，取信于侨，取信于民。

短短6年里，华侨在江门的捐赠超过25亿元人民币。

华侨回来了，经济繁荣了，社会也进步了。

在江门，让黎子流自豪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办五邑大学；二是修外海大桥。

初到江门，他发现500多万人的城市没有一所大学，教育程度不高，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侨领和老领导积极倡议，他就想如何办一所大学，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实际情况是，对怎么办大学谁也不清楚，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

1984年，黎子流来到香港，召集33名在港的华侨征求意见，结果不到15分钟就走掉了一半，最后剩下不到10个人。有人对黎子流说，办大学还不如办一个“拖拉机学习班”实在。黎子流说，我们办大学是为侨乡培养人才，你们不支持可以理解，但大学还是要办。你们支持我们就快一点，你们不支持我们就自力更生办，会慢一点。

黎子流回到江门，对班子成员说： “我碰了钉子，还是我们自己干吧。”

当时地方经济还相当困难，江门市县财政共筹集了4000万元，就开始兴建教学大楼。同时，黎子流请来在北航任副校长的顺德籍教授叶家康，告诉他三个基本原则：一是我们投资办大学，你来管理；二是有什么事随时找我们，我们帮助解决；三是你要是不干我们欢送你，也就是你来去自由。叶先生答应了，成为五邑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一干就是15年。

1985年，香港商人利国伟给五邑大学捐资500万元港币，他对五邑大学的题词为：“万事起头难”。随后，一批港商回乡捐资，支持办学。

1986年，五邑大学开办了一个小型专业班，算是正式开学了。

截止目前，五邑大学已经为当地培养了近3万名大学生。学校的总投资超过了数亿元，其中华侨的投资超过一半。

外海大桥

黎子流调离了顺德，但他还是以顺德家乡为基础，习惯有休息可能时就住在老家。

有一次，他从江门回家，整整走了8个小时才到家，仅过江就耽误了好几个小时。他觉得，再不打开江门和外界的通道，江门就没有人再去了。

1984年冬天，经王光英介绍，他找到熊谷组，向他借钱修桥，可是没有担保单位。找到广东省府一位领导，他们既不同意担保，也不赞成修桥。后来，找到省国投，收了较高的担保费，才勉强答应。黎子流如愿借到2500万美元，合同非常简单，要求1985年动工，1988年通车，工期提前一天奖励5000美元，拖后一天照罚5000美元。

全长1770米的外海大桥用20个月就建成了，比预定工期提前4个月。

黎子流说，有了外海大桥，改变江门“办岛”状态，对交通和发展经济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改革其它

黎子流是一个边干边思考的人。

从顺德到江门，他不断地思考什么是改革、什么是人才等问题。

1979年，何贤（何厚铧之父）带领香港商人李兆基、郑裕彤第一次来顺德，黎子流陪同接待，李、郑各捐资200万元重建华侨中学，全县沸沸扬扬，说我们的穿着解放鞋和中山装的书记变了，过去喜欢访贫问苦，此刻喜欢上大老板了。

也是在这一年，顺德赛龙舟，有人说是借机大吃大喝，搞封建迷信，破坏生产。黎子流说大吃大喝其实只是杀头猪，封建迷信更谈不上，赛龙舟纪念屈原是爱国主义，是集体英雄主义，是有益的群众性体育运动。

这两件事都反映了一个观念和认识问题，也就是关于改革的问题。

黎子流说，所谓改革就是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有把握的要大胆地干，没把握的就小面积地试，要敢为天下先。在平反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时，对四清运动的平反，黎子流说顺德是第一个，也是最彻底的一个，除犯罪的之外，全部一风吹，出来工作。

在江门，无论是办大学还是修外海大桥，同样是一个观念和认识问题。

黎子流认为，一个人大学毕业只能是半个人才。社会才是一所丰富多彩的学校，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够进步。

对于怎么样培养和使用人才，黎子流说他有三点看法：一是要进党校，而且要看谁当校长；二是要到先进的地方去、到国外去，看外面的世界，学习先进的东西，有个前进的方向；三是要到基层去、到下面去。他一直主张25至40岁的青年干部要到基层去锻炼3至5年，并且挑实、重担子。可是无论在顺德、江门还是后来到广州，他都没有好好地坚持做到，这是一点遗憾。

关于学习，黎子流还拿自己说事，他说我念书少，别人看一篇文章一遍就够了，我要看三遍才能懂。多年来我坚持在实践中学习，向群众学，向同事学，向领导学，学习做人做事。

学习是每个人一生都要做好的事。

“办法一定比困难多”

黎子流说，他工作以来一直围绕三个地方转：顺德，江门和广州。

人生顶峰

1989年底，黎子流调任广东省特区办主任。

1990年5月，黎子流被任命为广州市副市长、代市长。

虽然他本人到广州已有半年多了，可让他当广州市长，他的第一个想法还是：“我不认识广州，广州也不认识我”。黎子流有些茫然，接下来的问题是干什么、怎么干？

广州作为中国的南大门，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不仅自身的经济、社会要有令人满意的发展速度和成绩，更重要的是还应该发挥带动和示范作用。事实上，1990年代初期，广州的发展因为执行着治理整顿，在许多方面还赶不上周边的县区，整个社会缺乏一种进取的精神、创业的氛围。

其实，以我们的了解看，在特区办的半年，黎子流应该对广州已经有了他自己的初步认识和思考。他说，当时的局面很沉闷，困难很多，举步很艰难，干部感到前途渺茫，全市工业找不到出路。机关干部4000多人，平均收入不够250元/月，他们的工资水平比珠江三角洲所有的县、下面的区要少30-40%。有些干部下午6点才去菜市场，希望能买到便宜菜。1990年，整个广州的GDP是357亿元。

初到广州，黎子流首先了解情况。他说，当时搞治理整顿，不知道要走到什么地步，但总是要前进的。所以，我讲了两句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我们的方向、道路正确，办法一定比困难多。

随后，黎子流决定带领干部出去考察，从珠江三角洲的几个小城市到山东、上海浦东、辽宁、黑龙江等地走了一大圈。他认为，广州放下架子的时候，才是羊城经济腾飞的时候。和佛山、顺德、中山、东莞相比，广州作为老大哥在用足用活政策上、在运行机制上、在办事效率上都有一定的差距。只有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破传统、破常规，干前人没有干过的，干内地不敢干的，干一般人不想干的，工作才能打开局面，经济才能发展。

黎子流组织的这次考察，比小平南行讲话还早了几个月，被舆论和社会认为是给局级干部“洗脑”。这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寻求突破。

其次，也是在小平南行讲话以后，广州如何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小平要求广州要追赶亚洲“四小龙”，但具体先追哪一条龙呢？黎子流在市委和政府领导下组织专家论证。后来提出了“向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挺进”的目标。

1992年，市政府确定：“一个转移”，把经济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调整结构提高效益上来；“两个突破”，外向型经济发展有新突破，扭亏增盈有新突破；“三个推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科技进步，推进广州企业进步； “四个搞好”，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搞好城市建设和管理，搞好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以及群众关心的用电问题。

目标明确了，思想统一了，前进的方向也有了，发展速度也就赶上了。

小平南行之后，广州六年以平均19%的增速，GDP增长到2600亿元。

追溯在广州的实绩，黎子流只说了两件事：一件是市区到机场的道路；二是广州地铁。

摘自：百度，原创作者：百度，编辑：黎安新，核稿：黎恒曦，勘误：黎国强（联系电话13728886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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