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国画”运动的经典之作——《武汉防汛图卷》

黎雄才完成于1956年的《武汉防汛图卷》是一件有“防汛史诗”美誉的新中国山水画经典作品。该卷纸本设色，高30.4厘米，长2788厘米，现藏中国美术馆。

《武汉防汛图卷》

作者以1954年夏天长江遭遇百年未有之洪水，武汉全市军民紧急动员，并投入轰轰烈烈的防汛抗洪斗争的壮阔场面为创作背景，艺术地记录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特殊而伟大的战争。<1>该画是在数以百计现场速写的基础上提炼而成的，全卷以整个防汛历程的发展为时间线索，自右而左分十二段陆续展开，段落与段落之间，以大堤、江面、树木、建筑等承前启后巧妙过渡，衔接自然而不着痕迹，虚实相生开合有度，给人以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艺术感受。《武汉防汛图卷》借助和发展了传统手卷画的绘画样式，以史诗般的浩瀚场景，成为反映新中国新社会建设风貌的代表性作品和以传统笔墨表现新时代新生活的成功范例。

作者在画卷末尾的自跋中，对画卷每一段所描绘的具体内容，作了详细的说明：

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二日起，武汉关水位已超过二十八公尺；八月十六日，涨到二十九点七三公尺，高出平地一丈至两丈多，超过一九三一年最高水位，持续了五十八天，为百年来未有的洪水。参加防汛战士有二十八万九千余人。从斗争开始到胜利结束，经历了一百天的时间。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全国人民创造了历史的奇迹。因作《武汉防汛图卷》以纪其事。是图于一九五四年九月于张公堤上速写，一九五六年三月赋色并补成之。全图大意分为十二段：

开始的一段，描写在一个乌暗沉重雨云笼罩的夏天，从汉口望武昌黄鹤楼一带。七月是长江大汛时期，洪水不断上涨，水情测量人员日夜守候在水位标尺旁，及时记录水位送到防汛指挥部。

第二段，在空前持久的雨势和六七级的巨风下，七月二十九日中午，丹水池被狂风巨浪袭击出险，堤身崩塌了二十多公尺。在五分钟内，一千多抢险队员都上了险地，四十分钟后堵住了缺口。这段描写将已修复的情形。

第三段为一九三一年缺口处，现已安如磐石。火车从远处运来的土石支援。

第四段，在这种万分紧张险恶情况下，防汛战士发挥了高度革命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在风雨中抢险。许多人跳下水去，以身结成“人墙”保护着堤身，坚持战斗。

第五段，“战士之家”。雨过天晴后，有群众、学生等组成之防汛服务队来为防汛战士洗衣裳等。

第六段，水上运输。从全国各地支援来的大批草包等物资。

第七段为防汛第一指挥部所在地戴家山。

第八段为加固工程。为了消灭堤身隐患，展开大规模填塘工程，创造了采土的新方法。堤上有人民解放军摩托部队在巡逻。

第九段为排水站。从全国人民的积极支援抽调了近万匹马力的抽水机正紧张地安装机器和变压器等来排除积水。

第十段，排除积水后，农民们重返家园。

第十一段，描写“金银滩”“姑嫂村”一带望“水上长城”的防浪木排、在水慢慢下退时，由洞庭湖、洪湖流下来之草堆。

第十二段，农民开始从防汛前线回家，立即投入生产。在一望无际的肥沃土地上，光辉的旭日从东方渐渐的升起来了。

一九五六年三月，雄才画并记于武汉。

1956年7月10日，“第二届全国国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家协会展览馆开幕。黎雄才的《武汉防汛图卷》参加了展出，旋即成为舆论的焦点。其时作为有政治导向作用的新中国唯一官方美术专业杂志——《美术》，不遗馀力地对这次展览予以持续报道，尤其是对于传统绘画能否表现现实生活等问题，作了较为广泛和深入的探讨，而黎雄才的《武汉防汛图卷》，也成为大家讨论传统绘画介入社会现实生活可能性的最佳范例。于非闇以《国画创作在前进》为题，在该杂志的1956年七月号发表了他对这次展览的观感：“首先给我的印象是全国国画家经过不同程度的辛勤劳动所创作出来的绘画，确实证明国画是完全能够反映现实生活，特别是反映人民的斗争生活的。画家们为了表达他们所反映的现实生活，不论是在人物方面、山水方面、花鸟方面，都使用着许许多多的形式，其中描绘人民向洪水搏斗的那幅历史性的长画卷（此长卷画系指黎雄才的《武汉防汛图》，将在本刊八月号发表），是极其动人的作品（当然其他极其动人的作品也还很多）。”<2>同样发表在该期《美术》杂志的胡佩衡文章《第二届全国国画展评选工作中的感想》，也对这次国画展进行了总结，并对《武汉防汛图卷》表现现实题材的成功予以充分肯定：“参加评选的全部作品可以归纳为四类：第一类是造诣较深的作品。主题、构图、笔墨、设色、处理都十分妥当。这类自然是各地区优秀著名的国画家的出品，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如武汉黎雄才先生画的《武汉防汛图》，是十丈长的手卷，内容分为十段，而有变化的连在一起，繁复的构图，能剪裁处理的十分妥当；善于运用国画的传统技巧，描写54年长江大水及抢险的英雄们，是成功的作品。”<3>

在该年的《美术》八月号上，还刊登了第二届全国国画展的座谈会纪要，对国画的特点和如何表现现实生活，以及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大家的发言也多涉及黎雄才的《武汉防汛图卷》：“溥松窗先生说：这次展览会比以前几次都进步，尤其在山水画方面进步较快，花鸟画更成熟了。他认为有一种类型是能较好地运用传统技法来反映现实的。如黎雄才的《武汉防汛图》就是一方面采用了传统的技法，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的程度上吸取了外来的东西而创造出来的作品。……高阆仙先生指出这次展览的作品有许多都是健康的，他也举黎雄才的《武汉防汛图》为例，他认为这画的作者不仅对传统技法是熟练的，同时对防汛生活也有较深刻的体会，所以这幅画是成功的。”<4>该期《美术》杂志同时刊印了黎雄才参加第二届全国国画展的《武汉防汛图卷》；潘絜兹也在同一期杂志上，以《让花儿开得更美更盛》为题，对第二届全国国画展作品尤其是对黎雄才的《武汉防汛图卷》，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黎雄才的《武汉防汛图卷》、酆中铁的《狮子滩水电站工地》、谢瑞阶的《黄河三门峡》、蔡大木的《狮子滩拦河坝》等等，都热情地歌颂了祖国劳动人民，以集体的力量战胜困难、改造自然的伟大精神，成为画展中最动人的部分。像酆中铁的《狮子滩水电站工地》运用国画传统的构图方法，把十分复杂的工地安排得层次分明、远近得宜，这种高妙的手法是令人心折的。尤其是黎雄才的《武汉防汛图卷》，不但艺术地纪录了这一场惊心动魄的伟大斗争，使作品本身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与艺术价值，而且以新颖的手法，发展了手卷样式的特点，在传统技法的运用上，也可以算得一个成功的范例。<5>

翻阅着已经泛黄的半个世纪前《美术》杂志，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中国画如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及中国画如何表现新中国新生活新气象等方面的问题，构成了这一时期关涉中国画文章最为主要的探讨内容，而黎雄才的《武汉防汛图卷》，又无疑是这些文章引用最为集中的作品和谈论相关问题的最佳范本。

摘自《黎雄才和他的山水画世界》

标注：

<1>关于《武汉防汛图卷》的创作情况，于风曾经有这样的描述：“1954年夏，长江中下游大雨倾盆，洪水泛滥，百年不遇的狂风恶浪，严重威胁着武汉三镇数百万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全市军民紧急动员，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防汛斗争。当年广州美院的前身——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全体师生员工，也无一例外的投入了这场战斗。当时黎雄才教授正值壮年，一方面参加防汛劳动，同时抓紧时机，利用手中的画笔，记下了这场与自然灾害奋战的历史。他白天带着几个馒头，骑着单车，在泥泞的防洪堤上奔走写生，晚间回到宿舍，再对画稿进行加工整理直至深夜。由于防洪大堤很长，水位又高出武汉地面，加上整个场景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构图取舍和场景的概括安排，难度很大。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推敲，终于完成了这件长达28米的力作《武汉防汛图卷》。”（于风：《<武汉防汛图卷>前言》，原大经折装印本，出版地不明，2001年）

<2>于非闇《国画创作在前进》，《美术》1956年七月号，第7页，北京。

<3>胡佩衡《第二届全国国画展评选工作中的感想》，《美术》1956年七月号，第9页，北京。

<4>王静：《把国画艺术推向新的繁荣──记国画座谈会》，《美术》1956年八月号，第8页，北京。

<5>潘絜兹《让花儿开得更美更盛》，《美术》1956年八月号，第14页，北京。

摘自： 荣宝斋在线网  作者：陈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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