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中央前委通信科科长黎东汉随毛泽东转战陕北。在艰苦卓绝的转战中，他突患疾病，生命垂危，毛泽东下令：“黎东汉无论如何不能死！”在毛泽东的关怀下，黎东汉得到了医生的悉心治疗。病情稍有好转，他便投入到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中，保证了中央的指示安全、迅捷地传达到全国、全军。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黎东汉一直与红色电波同行，是解放军通信兵的创始人和杰出领导者之一，也是少数几位通信兵出身的开国将军之一，为解放军通信事业的发展和通信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其骄人功绩鲜为人知。

贺龙：“一部电台比一个团还强”

黎东汉，1914年10月出生，湖南浏阳人，1930年参加湘鄂赣红军独立一师，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6月湘鄂赣独立一、二师合编为红十八师后，缴获了敌人1部电台，黎东汉被派往江西万载县红军通信技术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8月，红十八师编入红六军团。黎东汉结业后，成为以阎知非为队长、江文为政委的红六军团无线电中队的一名报务员，开始了终身与红色电波打交道的革命生涯。

1934年8月，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在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率领下，从湘赣苏区出发，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于10月24日，在黔东木黄一带与以贺龙为军长、关向应为政委的红三军会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统一指挥红二、红六军团。

电台队随总部一起行动，黎东汉可以经常见到贺龙。刚开始，他觉得留着一字胡的贺龙十分威严，难以接近。但时间稍长，就感到贺龙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有空还同他们一帮年轻人一起摆“龙门阵”。贺龙说，电台和你们这些弄电台的人都是“心肝宝贝”，你们给我带来了“眼睛”和“耳朵”。

贺龙对电台队关怀备至，一有战斗就专调一个警卫连保护电台，考虑到报务员白天行军，晚上发报收报，十分辛苦，下令给电台队的每个报务员都配了骡马。1935年3月，国民党军几个纵队“围剿”红二、红六军团。红军在澧水河边的后坪与敌军激战。一路敌军突然冲到红军总指挥部电台队附近，黎东汉他们没有重武器，又要保护电台，十分紧张。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团长贺炳炎率部及时回援，贺龙大喊：“贺炳炎，注意保护电台！”贺炳炎亲自端着机枪扫射，击退了敌人，掩护电台队撤到了安全地带。

6月，为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红二、红六军团主动向鄂敌发起进攻，9日以一部包围宣恩县城，大部隐蔽于宣恩县城以南的山地之中，准备打击来援之敌。贺龙、任弼时命令电台队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侦听敌军电台的联络情况，随时掌握敌军动态。

敌人果然中了贺龙的围城打援之计。国民党湘鄂川边“剿总”总司令徐源泉担心宣恩失守将直接威胁他的老巢施南，急电调纵队司令兼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率部增援宣恩。张振汉给徐源泉回电说，为避宣恩城南红军主力之锋芒，他将兵分三路，12日迂回忠堡，从西向东驰援宣恩。

张振汉的电报被黎东汉他们的电台队破译了。贺龙拿到抄收的电报十分兴奋，说张振汉从1931年起就吊在我屁股后头转，天天喊“活捉贺龙”，这回我倒要看看是谁活捉谁了。他立即下令部队连夜急行军120里，先敌1小时赶到忠堡设伏，掌握战场先机。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红军全歼敌左支队，活捉了张振汉。

在忠堡战斗中，黎东汉发现敌方阵地构皮岭有敌人电台天线在摇曳，便向电台队政委江文作了汇报。江文有意争取敌电台，亲自在电台前指挥黎东汉等人具体操作，利用早前侦听到的张振汉电台的“SA”呼号，很快把敌台呼叫出来，又向对方发了一份明码电报，大意是：你们已被红军包围，很快就要被消灭，希望你们把电台保护好，交给红军，可受到优待。如果你们对抗，后果自负。敌台按照红军电台的要求做了。这样，江文、黎东汉他们完好无损地缴获了两部l5瓦电台。经过开导说服，敌方彭洪志、刘法墉等无线电技术人员全部参加了红军，后来他们大多成了红军的通信工作骨干，彭洪志解放后担任过国家邮电部副部长，刘法墉担任过军委三局（通信）总台台长，刘法墉的“沙里淘金”收报法还被推广。

贺龙对电台队在忠堡战斗中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一部电台比一个团还强！你们又完整地缴获了两部电台，等于又添了两个‘团’嘛！你们现在武器多了，人也多了，该换块大牌子啦！”此时，电台中队的电台由2部增至7部，升格为无线电通信大队，阎知非任大队长，江文任政委，下辖6个通信分队、1个侦察分队。

从6月23日起，红二、红六军包围湘西龙山县城35天，制造新的围城打援战机，接连取得了小井、象鼻岭、胡家沟、板栗园、芭蕉坨几个战斗的胜利。特别是板栗园战斗，黎东汉他们的电台8月2日破译了敌八十五师师长谢彬给徐源泉的一份电报，称该师次日经板栗园增援龙山。红军立即赶至敌军必经的板栗园东南之利福田设伏，8月3日全歼该师师部和两个团，毙敌师长谢彬。贺龙称赞：“打破敌人的这次‘围剿’，电台的功劳不小！”

王震：“电台是十八师的千里眼、顺风耳”

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为了配合主力的突围行动，总部决定红六军团十八师留守根据地，迷惑和牵制敌人，掩护主力撤离。贺龙在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对十八师师长兼政委张正坤说：“这回你们十八师要更艰苦一些。要狠一点打，机动灵活地打，把敌人吸引住，掩护主力南下。”

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代表总部到红十八师看望全体指战员，把一部5瓦电台调配给红十八师，在红十八师成立电台队，派黎东汉任电台队长，以保证总部和红十八师的通信畅通。王震特别嘱咐他的浏阳“小老乡”黎东汉：“电台是十八师的千里眼、顺风耳。一定要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电台。”张正坤十分重视电台，专门派了警卫连的两个班负责电台的保卫和搬运。

红十八师下辖五十二、五十三两个团，五十三团是老部队，五十二团是由游击队改编而成的，全师3000多人。总部的命令、敌情的侦听都要靠电台，黎东汉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

11月10日开始，红十八师即向永顺、保靖方向发起佯攻，把湖南方面的敌军引向酉水南岸；19日当主力转移时，他们又调头北上，直逼龙山、来凤，牵制湖北敌军。素有“游击专家”之称的张正坤，率红十八师忽左忽右，忽南忽北，在根据地腹地与敌周旋。

12月14日深夜，黎东汉抄收到总部发来的电报：“主力已向贵州石阡、镇远、黄平地区转移，你部可相机突围与主力会合。”于是，红十八师指战员开始了杀出重围的浴血奋战。

12月26日，红十八师经咸丰忠堡等地抵宣恩晓关，与敌四十一师一个团遭遇。一股敌人冲到师部附近，电台队在警卫班的掩护下，边打边撤，与敌人脱离接触。这时电台运输班长急报：电台丢失！黎东汉惊呆了，没有电台，红十八师就成了聋子、瞎子，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他决绝地说：“就是死也要把电台找回来！”他命令警卫班组织火力掩护，自己带着运输班长，冒着枪林弹雨原路返回。最后，他们找回电台，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红十八师到达咸丰黑洞后掉头南下，这一带曾是红军的游击根据地，群众基础好，部队顺利地到达朝阳寺罾沟渡口。这天是1936年的元旦，张正坤带领队伍涉过冰冷刺骨的唐岩河，刚爬上对岸长岭冈山头，就和敌人遭遇。敌人放过先头部队一个营，等师部的30多人一到，突然围了上来，大喊“抓师长”。一敌兵扑上来扭住张正坤的胳膊，他挥拳将敌兵击倒，两个警卫员抱住他顺着三四百米长的湿滑山坡滚了下去。黎东汉冲电台队大喊：“同志们，滚！”大家抱着电台和器材也滚下山去，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笑的是，敌“剿总”发出通报称：“由招头寨窜去之伪十八师残部一日抵朝阳寺以西，被周旅何团猛击，毙伪师长张振（正）坤以下一百余。”

当晚，部队在咸丰与黔江交界处的砂子场宿营。张正坤命令电台马上同红二、红六军团总部联络，可电台在长岭冈滑坡时摔坏了。张正坤非常着急，因为没有电台联络，明天就不知道怎么走。黎东汉明白自己肩上的责任。他拆开电台外壳，卸下摔坏的4根电子管，把破损的灯座残片拼好用苎麻缠牢，换上备用的电子管，再打开发信机，用小刀把调谐电容器摔得连在一起的动片、定片一片片地拨开，接通电源一试，电台能工作了。张正坤亲自提着一只鸡、一只鸭到电台队：“这是犒劳你们这些‘顺风耳’的，你们立了大功！”黎东汉立即给总部发了一份关于红十八师现状的紧急电报，并抄收了总部的回电。此时，主力已转移到湘黔边的新晃、玉屏一带，四川酉阳、秀山一带无大敌防守，总部命令红十八师迅速南下与主力会合。

红十八师经四川黔江、酉阳、贵州沿河、松桃、印江，于1月10日到达江口县的茶寨。在这里，黎东汉抄收了与主力会合前的最后一份电报：“昨日克江口县，你部明往江口归建。”1月11日，萧克、王震等亲自出城20多里，迎接红十八师的到来。战友重逢，相拥洒泪。萧克、王震称赞红十八师是“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英雄部队”。在两个月时间里，十八师浴血奋战，牵制敌军近10万众，转战15个县，行程近4000里，胜利完成了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全师只剩600多人，2000多指战员血洒战场。

红十八师与主力会合后，归还红六军团建制，黎东汉回红六军团部，后任军团部电台队长，随部继续长征。抗战至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任三五九旅（六军团改编）电台队长和三科科长、中原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处长，随王震南征北战，保证了通信联络的畅通。

周恩来：“中央委员加电台等于党中央”

1947年3月初，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统率20多万人马向延安发起重点进攻。

3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撤离延安。时任军委三局通信总台副台长的黎东汉随中央机关转移。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到达子长县王家坪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合。

中央机关除了少部分精干人员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外，大部分东渡黄河，转移到晋绥解放区。29日，中央政治局在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委，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委，到晋察冀开展中央委托之工作。4月初，中央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委，在晋绥建立中央同各解放区联系的枢纽，统筹后方工作。这样，中央就形成了前委、工委、后委“一分为三”的战时体制。

这时，军委三局局长王诤给黎东汉交代一项特殊任务：“中央决定在中央前委成立一个通信联络大队，由你任大队长，带3部电台（后4部）负责保障统帅部对全国全军的指挥。”接着，王诤带他去向周恩来和任弼时报到。周恩来亲切地拍了拍黎东汉的肩膀说：“欢迎你，黎大队长。这次中央留在陕北，电台是毛主席指挥全国全军的唯一通信工具，一定要确保毛主席的指挥畅通无阻。”黎东汉非常激动地说：“请周副主席转告毛主席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枣林沟村会议后，任弼时召开干部会议，将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人员按军事编制编成“昆仑纵队”，不久又改用“三支队”（后为“九支队”）的代号，下属3个电台大队：一大队负责通信联络，黎东汉任大队长；二大队负责无线电情报侦破，胡备文任大队长；四大队由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组成，范长江任大队长。纵队由任弼时担任司令员，陆定一为政治委员。当时，毛泽东化名“李德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任弼时化名“史林”，陆定一化名“郑位”。

周恩来对电台工作非常重视，他在干部会议上打比方说：“中央委员加电台等于党中央。”任弼时进一步解释：“你们看，一大队是电台（通信），二大队是电台（情报），四大队还是电台（新华社），我们4个中央委员（毛、周、任、陆）加上你们3个电台大队，不就是党中央吗？”周恩来还说：“我们这个司令部，一不发钱，二不发粮，只发电报！”

黎东汉进一步感到一大队担负的责任光荣而艰巨。一大队下属3个队（3部电台）：一队负责联络东北野战军，队长周建中，报务主任解超；二队负责联络晋察冀和华东野战军，队长孟令仪；三队负责联络西北和中原野战军，队长高洪彦，报务主任李东祥。后来，一大队又增加1部电台成立四队，负责联络中央后委，队长胡佳，报务主任于回香。

转战陕北十分艰苦，黎东汉感觉比长征时还苦。“三支队”经常在犬牙交错的敌军围追中行军，遇到紧急情况还要夜间冒着大雨急行军。一大队的工作性质特殊，更加紧张、辛苦。中央领导转移，黎东汉要先带人去打前站，值机人员要在中央领导走后才能撤机，而且又要赶在中央领导到达之前把电台架设好，以保障中央与各大野战军通信联络的畅通。

4月12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转战到安塞王家湾，在这里停留56天。为分散目标，电台驻王家湾附近的杨克廊湾。在紧张而辛苦的工作中，黎东汉患上了急性肠炎，上吐下泻，高烧不退，病情十分危险，非输液不行。毛泽东知道后，立即派人弄来一瓶生理盐水。可黎东汉在输液时又出现了不良反应，一度出现休克。毛泽东问医务室主任任玉洪，就没有别的药了吗？任玉洪吞吞吐吐地回答，还有两个外国人留下的一点磺胺，但这药不能用。毛泽东明白他的意思，当即下令：“当务之急是抢救黎东汉，他担负的工作很重要，黎东汉无论如何不能死！”黎东汉知道后激动得热泪盈眶。经过治疗，病情很快得到控制，他决心以加倍努力工作来报答领袖的关怀。

一次，一队要向东野首长发一份电报，可对方电台怎么也听不到前委电台的信号，忙了半夜也没联系上。黎东汉当时正在病中，他在别人的搀扶下来到现场，指挥他们把天线升高一些，很快就解决了问题。电台发信机的电源靠手摇发电机供电，发报时需要持续匀速摇动，确保供电稳定，是一项重体力工作。每部电台一般需6～8个摇机员轮流摇机，可当时只有两名摇机员，报务员除收发电报外，还得做摇机员的工作，非常疲劳，影响工作质量和效率。黎东汉及时向支队领导汇报，从四大队调来20多名印刷工人，补齐了摇机员。

电台收信机供电须使用干电池，才能保证信号稳定。而干电池尤其是电子管屏极使用的B电池短缺。黎东汉派机务参谋怀福田冒险穿过敌人封锁线到西北野司弄回了150节电池，焊接成5块B电池，分发给每部电台1块。四大队的B电池被雨淋湿无法工作，黎东汉将一块备用B电池给了他们，解了燃眉之急，范长江亲自跑来向黎东汉致谢。

一大队的4部电台功率都小，只能联络全军的主要部队。中央与各野战军一些往来电报有时需经过中央后委总台转发。一天晚上11点多，中央有一份急电要发给华野，前委电台一时联络不上，就发到后委总台转发，但一直不能确认华野收到与否，毛泽东十分着急。黎东汉彻夜值守在电台前，电请总台火速查明，早7点多钟总台终于传来消息，电报已于凌晨5点送交华野首长。毛泽东如释重负：“这就好了。”黎东汉举一反三，在全大队进行了一次增强工作责任心的教育。

在王家湾期间，中央前委有114份文电通过电台的红色电波传到各地，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其中包括《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包围之中》等重要文电。

正在这时，国民党军用新式无线电台“测向仪”测到王家湾一带有一个电台群，胡宗南电令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4个半旅，“快速偷袭王家湾，活捉毛泽东”。中央前委只有4个连的兵力保卫，形势十分险恶。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任弼时已令“三支队”向东转移，一大队打前站的黎东汉等已经出发。毛泽东坚持向西转移，说“电台加毛泽东决不离开陕北”。周恩来从中调和，最后“三支队”向北转移。黎东汉他们接到折返的命令时，有的人已经过了黄河。根据周恩来的命令，黎东汉安排电台一律静默3天，只收不发。“三支队”连续夜间冒着大雨行军，与敌周旋，终于成功甩掉敌人，于6月17日到达靖边县小河村住了下来。

鉴于敌军已有“测向仪”这一新情况，为了缩小中央前委的目标，同时保障中央前委转战陕北并对全国各战场的指挥，中央实行了“前轻后重”的战时通信体制。晋绥地区的后委以大功率电台建立军委通信总台；中央前委一大队和各野战军都使用电波弱、不易辨别的移动小电台，以中间的大型固定台转发两头移动的小电台。保障了中央对各战场的指挥畅通，也保障了中央前委特别是毛泽东的安全。黎东汉领导的一大队圆满地完成了保障党中央和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指挥系统畅通的重要任务，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毛泽东说：“到哪个地方都有通信联络，在陕北，天下大事我都可以知道。”这是对黎东汉他们的通信保障工作的高度评价。

1950年，黎东汉被评为模范通讯工作者并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这样的代表军委直属单位只有5名，全国也只有350名。其后，他历任军委通信兵部干部处副处长、业务处副处长、通信学院第一副院长、通信兵学院院长、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副院长、院长、军委通信兵部副主任、总参通信部副主任、总参通信部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总参第二通信总站副主任、多次担任毛泽东外出机动电台台长的李锦华称“黎东汉是师职干部中少有的授少将军衔的顶尖人物”。1982年8月，黎东汉离职休养（正兵团职）。2007年6月7日，黎东汉在北京逝世，终年93岁。

“20年来，艰苦奋斗，身经百战，长期埋头于通讯联络工作。苦心钻研，在各种艰险与困境中，屡次保证了通讯工作任务之完成。”这是黎东汉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时组织给他的评语，这也是他红色电波人生的一个写照。

原载：《湘潮》，作者梅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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