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功臣黎玉

2019-05-10 03:09:40   来源:黎志宙 审核:黎士贤       打印  转发  字号:T

黎玉原名李兴唐,是独生子。1906年出生于山西崞县(今原平)东野庄一个农民家庭。10岁读私塾,14岁考入大牛店镇高级小学,17岁考入崞县中学。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黎玉在崞中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活动。黎玉和同学组织了读书会,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他在回忆自己早年时说:“阅读这些革命书中,有中共中央的党刊《向导周报》等,使我思想逐步从狭隘的好侠仗义的人生观转变到社会革命的认识道路上来,这是我参加革命的第一步。”1926年7月,中共崞县中学地下党支部建立。黎玉于这年9月经刘保粹、冯汉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因为当时实行“跨党”,所以他又被推举为国民党县党部常委和学生会主席。   

三次被捕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黎玉被学校中的特务分子告密而遭到逮捕,关押在太原第一监狱。在狱中,黎玉组织一个党支部,他任书记,他领导狱中的难友一起,向敌人展开不懈斗争。1928年秋天,黎玉等被转送“自新院”。按照“自新院”的规定,三个月为一期。1929年春,黎玉期满取保获释。黎玉回忆说:“文革”中,“四人帮”支持其爪牙,抓住我这一段经历大作文章,硬说我念了反共宣言,就是背叛了革命,其用意无非是要把我打成叛徒推下台来。黎玉获释回家,他父亲又喜又忧,当时就想要儿子做生意,最后黎玉坚持到北平读书,父亲终于对独生子作了让步。于是,黎玉考入北平法政学院。 

在北平法政学院,黎玉找到了地下党支部书记向心力,向心力反复考虑之后,黎玉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1930年,中共白区党出现左倾盲动主义思潮。黎玉回忆这段历史说:那时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是何等荒唐,而我们的同志是何等幼稚,缺乏对敌斗争艺术。 

8月1日,奉中共北平市委指示,黎玉率领北平市洋车夫参加反军阀示威游行,当时黎玉身兼中共北平市委职工运动市政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北平市委职工部长、洋车夫工作委员会书记。他带着洋车夫的游行队伍高呼“庆祝红军攻占长沙!”“反对军阀混战!”等口号。队伍刚刚走出不远,早已埋伏在路两边的数百名军警一涌而上,黎玉第二次被捕。当时蒋、奉联合夹击阎锡山,阎欲退出北平,无心多管被捕人员的事。因此,各单位出面作保或花几块钱,被捕的人就被放了。从这次被捕,黎玉更加了解了革命斗争的复杂性。血的教训使他渐渐地成熟起来。 

1932年夏,黎玉不慎在石家庄第三次被捕。警察起初怀疑他走私毒品,结果在搜查时从墙洞里意外发现了手抄的宣传品。这次被捕使黎玉倍受皮肉之苦,压杠子、打棍子……但他一直咬定“纸片”不是他的。连续审讯几天,黎玉被打得皮开肉绽,敌人一无所获。 

1932年七八月间,黎玉被押解到天津。9月,又押解到北平东北军卫戍司令部。北平的朋友四处托关系,前后找到法政大学王教授,又托东北军中要人,1933年3月中旬,黎玉终于再次获释。    

领导罢工 

黎玉出狱后,接受中共河北省委的委派,前往唐山矿区发动群众,担任中共唐山市委书记。他深入矿区发动群众,并亲自当装卸工。工人们见黎玉是个“白面书生”,说:“你干什么不好,非来这儿受这份罪,你干得了吗?”黎玉回答:“我也和你们一样,为了挣口饭吃。”他每天从早上拼到晚,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和工人们一起干活,一天下来,他满手血泡。泡被磨破了,疼得钻心,挖一下疼一下,锹把都被血染红了。老工人们同情地说:“现在疼啊,你得咬紧牙关干下去,等结了茧就好了。”很快,黎玉成了满手老茧的“煤黑子”。矿工们开始转变了对他的看法。每天晚上,工人们常常围在黎玉身旁,听他讲故事,念小说。谁家有个事,总喜欢找他商量,像读家信这类的事更是离不开他。有了群众基础,黎玉开始着手组织工会,随后在积极分子中物色党员发展对象,发展新党员,为建立新市委打下了基础,初步开创了工作新局面。这时河北省委又派几位同志到唐山工作。新市委成立后,黎玉任书记,陈少敏任宣传部长,王魁生任组织部长,李士农任团委书记。 

1934年1月14日,马家沟矿矿警开枪打死两名矿工,造成马家沟“一?一四”惨案。中共唐山市委利用这一惨案,积极宣传鼓动工人罢工,黎玉始终站在这次斗争的第一线。几天之后,开滦五矿总同盟大罢工爆发,3万多工人拿起铁镐头、棍棒上了房顶,声势空前浩大。开滦五矿总罢工坚持了近50天的时间,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唐山开滦煤矿工人运动史上都是空前的。毛泽东在中共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讲到开滦罢工斗争有配合苏维埃反帝斗争的意义。由于在罢工斗争中黎玉时常出头露面而暴露身份,因此,中共河北省委决定调他回省委工作。 

1934年5月,黎玉以中共河北省委巡视员身份前往中共河北省委直南特委工作,并先后兼任直南特委书记和直鲁豫边区特委书记。当时,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直南地区在敌我力量悬殊、武装斗争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开展所谓平原游击战争,使党的力量遭到严重损失。黎玉对这种“左”倾冒险主义做法非常不满,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因此受到中共河北省委的批评和撤职处分。不久,黎玉奉命到河北濮县(今河南、山东、河北三省交界处)一带领导了几次群众分粮斗争,积极慎重地发展了党组织。不久,刘少奇到北方局任书记,批评了“左”倾错误,肯定和支持了黎玉的意见,并取消对他的处分。   

奉调入鲁 

1935年秋,在山东坚持地下斗争的赵健民赶到濮县向黎玉报告了中共山东省委遭到敌人破坏,迫切要求上级党组织派人来山东。黎玉把这一情况迅速报告了中共中央北方局。不久,北方局决定:派黎玉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恢复和重建山东党组织。 

1936年4月,黎玉只身一人,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从河北磁县出发前往济南。从这时起,他便把自己的生命和山东人民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一直到全国解放前夕,他在山东整整工作了13年。 

黎玉初到山东时,叛徒、特务到处捕捉共产党人的踪迹,斗争形势十分险恶。5月1日,济南郊外一块长满松柏的坟地里,黎玉主持召开了重建中共山东省委的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黎玉、赵健民、林浩三个年轻人,黎玉任书记、赵健民任组织部长、林浩任宣传部长,他们勇敢地挑起了领导山东革命斗争的千钧重担。 

自1929年至1933年短短4年中,中共山东省委机关连遭10余次大破坏,韩复榘的捕共队伍活动十分猖獗,党的组织受到极大的威胁。以黎玉为首的新省委刚刚成立,就受到一连串的挫折:7月19日,省委印刷机关遭破坏;交通员徐宾被捕;组织部长赵健民于27日因叛徒指认而被捕……在这种情况下,黎玉奔波于各地各级组织之间。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鲁西北、鲁东、鲁北特委相继建立,仅济南,到1937年6月,全市共有党员150多人。 

1937年4月,黎玉接到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通知,要他到延安参加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20日到达延安。 在延安期间,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会议期间,黎玉向中央提出要求,希望派直南特委的张霖之来山东省委,中央同意。 

7月中旬,黎玉回到济南,立即召开省委会议,传达了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精神,会上改选省委领导班子,黎玉任书记,张霖之任组织部长,林浩任宣传部长,景晓村任秘书长。省委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积极组织各方面爱国力量,准备投入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   

徂徕山起义   

徂徕山位于泰安县东南部,北依泰山,东邻沂蒙山区,西靠津浦铁路,以泰安为中心的几条主要公路分布其周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这里举行武装起义,便于与全省其他地区的抗日武装取得联系。组织抗日游击队,急需大批党的干部和军事干部,省委一面报请党中央,要求派一批红军干部到山东来,一面积极营救当时被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关押的共产党员。经过多次谈判,终于迫使韩复榘同意释放了在押的约400名政治犯。这批出狱的党员被陆续分派到山东各地,成为发动各地抗日武装起义的领导骨干。 

1937年底,日军已占领济南,韩复榘见势不妙,于12月弃城南逃,形势日趋紧迫。12月27日,中共山东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决定在日本侵略军占领泰安城时举行徂徕山武装起义。 

1938年1月1日清晨,坐落在徂徕山上的大寺内外庄严肃穆,各地赶来参加起义的100余人在这里举行誓师大会。黎玉站在寺庙前代表中共山东省委讲话,宣布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成立。宣布洪涛任支队长,黎玉兼任政委,赵杰任副支队长。起义之后,各地不断有人陆续赶来加入起义行列。仅仅几天,起义队伍就扩大到400多人,编成三个中队。 

1月26日,四支队在良庄以东的寺岭村伏击了经大口开向新泰的日军,首次打击了嚣张的敌人。2月18日,又在新泰境内的四槐树村附近公路上,伏击轰炸了日军运输车,炸死炸伤敌人40余人,内有日军大佐一人。从此,四支队军威大振,赢得了民心。4个月后,这支部队就发展到3个整团计5000余人。 

与此同时,山东省委又相继组织成立了抗日游击队第五、第三、第八支队和泰西人民抗敌自卫团,抗日武装力量发展到几万人,连续作战百余次,成为山东抗日战场的主要武装力量,为山东八路军正规部队的创建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打下坚实的基础。   

组织山纵   

1938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接见了专程前往汇报工作的黎玉。毛泽东认真地听了黎玉汇报山东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情况。几天后,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形势报告。当他讲到山东时,号召大家向山东学习,并指出:“要派兵到山东去。”8月下旬,黎玉和张经武率军政干部120余人离开延安回山东。 

1938年12月,根据毛泽东电报指示,12月27日八路军山东纵队正式宣布成立,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委。山东纵队下属9个支队1个总队及两个兵团,纵队所属基干部队共2?郾45万人。山东纵队的诞生,标志着山东抗日武装由若干分散的游击队成为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 

从1939年3月至1940年9月,黎玉还协助来山东的徐向前等对山东纵队及所属部队进行四次整军,不仅加强了部队的正规化建设,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而且促进了部队的迅速发展,山东纵队由2.45万人发展到5万多人,编为4个旅、3个支队和两个特务团。同时,还为新四军补充了5000多人,为八路军115师先后补充了3万多人。1942年8月,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黎玉任政委。    

建立政权   

1940年7月,山东各界联合大会选举产生了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省战工会),公推黎玉为首席组长(委员会负责人,次年3月改称主任委员);还选举产生了工、农、青、妇、文化各界抗日群众团体负责人。这是我党在山东最早的政权性质的省级机构。开会时,会场附近还在打仗,黎玉就在阵阵枪声中神情自若地作了形势报告。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抗日民主政权迅速发展到了山东三分之二以上的县份,辖属1900多万人口。新政权实行累进税制,合理负担税收,逐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加强财政建设;新政权一扫旧衙门恶习,深受人民拥护。到1942年9月,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改称战时行政委员会时,山东已经具有一个结构相当完善的行政管理系统了。1945年8月,山东省政府正式成立,黎玉当选为省政府主席。他在积极支持主力北上的同时,以山东地方武装为基础,迅速重建山东解放军主力。不久,新四军到山东,成立中共中央华东局,黎玉改任华东局副书记,并先后兼任新四军、山东军区副政委、华东军区副政委等职。他协助陈毅指挥了著名的津浦线阻击战,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取得了歼敌6万余人的胜利。    

顾全大局   

1946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根据《五四指示》,黎玉主持制定了华东地区开展土改运动的“九一”指示。“九一”指示要求华东地区在年底以前全部或大部分完成土地改革,并就“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办法”、“分配土地的步骤”等几方面制订了细则。这一指示规定了“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和照顾抗日军人及家属和开明士绅等政策。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共中央又提出平分土地的要求。黎玉当时作为华东局主管土改的副书记,并直接参加过由刘少奇主持的《五四指示》的文件起草工作,当然要贯彻《五四指示》精神。但是,从1947年2月开始,主持华东局工作的饶漱石,竟不顾事实,硬将“九一”指示说成是“富农路线倾向”,要求各地纠正,并给黎玉等扣上了“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等政治帽子,全盘否定山东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 

由于饶漱石盲目地反“富农路线”,致使山东土地改革运动走向“左”的极端。各地强调“贫雇农当家”,大搞“搬石头”,要党、政组织向贫雇农交权。甚至搞“倒竖宝塔”,把领导干部下放到基层,而把基层工作人员和贫雇农骨干提升到领导岗位,给党的干部队伍造成混乱,严重地削弱了党的领导。 

1947年中央12月会议后,中央针对各地土改中的左倾错误,连续发出了若干文件,但是饶漱石等人却错误地认为山东土改的问题是执行“富农路线”的结果,是右倾。从1947年底开始,华东局对黎玉进行了不公正的批判,并于1948年的12月形成决议,对黎玉作了错误的处理。当时,全国解放战争正在紧张地进行,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的号召下,山东各地党组织和广大民众,正全力以赴支援解放战争,黎玉面对不公正的批判,从大局出发,为战争着想,不计个人荣辱,保证党的团结和革命事业的发展。解放后,黎玉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又为此屡遭磨难,但他始终没有失去信心,坚信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坚信自己毕生所追求的事业是光明的。从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黎玉被一再调动,职务越调越低,他的许多老战友、老部下都因此受到牵连。有人埋怨他:你当时就应该斗到底!可是,他在讲当时情况时说:“斗争不是没有,而且很尖锐,但只是在华东局领导会议上,没有扩大。如果公开斗争,在那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必然会使编造的事情成为事实,给人以口实事小,万一导致内部分裂,后果不堪设想。古人有‘相忍为国’的道理,为了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只有牺牲个人利益以维护党的最大利益。”   

奉献一生 

1949年3月,黎玉随华东局南下,离开了战斗、生活了13年的山东。10月,黎玉任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市委委员。12月,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批准,任命黎玉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12月,又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0次会议批准,任命黎玉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接着他又担任了上海市政建设委员会主任。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黎玉继续为人民勤勤恳恳地工作着。然而,1948年受到不公正批判和处理的阴影一直笼罩着黎玉。1952年2月,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全市党员干部大会,宣布撤销黎玉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的职务。接着又把黎玉降为上海市委劳动工资处处长。尽管如此,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做好分担的工作,并不怨天尤人,计较个人得失。他曾说:“即使是当马夫,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也不会动摇。”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无私的胸怀。 

1953年,黎玉被调到北京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劳动工资教育组组长、财政组组长。12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59年,又改任农业机械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黎玉坚决服从党的安排,无论在什么岗位,都是非常认真地工作,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尤其使人感动的是,当他原来的下级成为他的直接领导时,他能够诚心诚意地尊重他们、支持他们,毫无怨言地积极自觉地完成自己分管的工作。他在实现我国机械工业“从修配到制造”的过程中做出了可贵贡献。 

黎玉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敢于讲真话。1959年夏初,他到湖北、河南等地检查工作时,发现生产下降,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难。他在作了大量实地调查之后指出:“国民经济全面紧张,客观上比例法则执行不够,叫做严重失调”,“计划摊子太大了,主观性强,超过了可能性”。并提出“压缩基建项目”、“有多少米做多少饭”及“恢复日用品生产”和“搞好农业生产”等正确主张。 

农业机械部成立时,黎玉任农机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他协助部长陈正人一面筹备、健全机构,一面开始工作。当时有的干部不愿意在农机部工作,黎玉就耐心说服教育,并一再强调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要重视农业机械化工作。在农机部他分管机关、干部、财务、计划等工作,任务非常繁重,休息时间很少,但他仍刻苦钻研农业专业知识,迅速从外行变为内行。在黎玉的提议和支持下,建设了一批大、中、小规模的农机工厂,构成了我国农机生产的基础。为扭转“愿造不愿修”、“修配拖后腿”的状况,又在黎玉积极推动下,实现了全国建成800个修配厂的计划。随着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发展,农机产品质量、数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品种也得到迅速扩大。这些成绩与黎玉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 

“文化大革命”中,黎玉受到了林彪、四人帮等阴谋家、野心家的诬陷迫害。但他始终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正义将战胜邪恶。粉碎“四人帮”后,黎玉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先后担任一机部和农业机械部顾问。他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恩怨,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加倍努力工作。黎玉十分重视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敢于坚持原则,主持正义,为蒙受不白之冤的干部尽快回到工作岗位而起到积极重要的作用。他晚年还十分关心和积极参与中共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1982年12月,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根据陈云同志“立准、立好”党史资料的指示,作出了向老同志抢救“活资料”的决定,各地党史工作者纷纷赴京征集党史资料,到黎玉家中征集党史资料的人更是络绎不绝。他不顾年老体弱,热情接待,认真提供和核实资料。1982年春天,黎玉身患急性心肌供血不足而住院,但他念念不忘党史工作,一边看病,一边断断续续地写出了近万字的《山东党组织的恢复与建立》的回忆文章。据不完全统计,从1981年以来,黎玉先后撰写了16篇近24万字的回忆文章,为整理编写党史提供了大批宝贵资料。为了立准立好党史资料,黎玉还不辞辛苦,长途跋涉,数次回到自己长期工作战斗过的地方,进行调查。1983年5月,他重返山东徂徕山起义旧地,凭吊烈士,看望战友,并召集部分老同志召开座谈会,补充徂徕山起义的史料。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严肃认真地对待史料,既不夸大自己的功绩,也不隐瞒自己的失误。在一次座谈会上,有位同志谈到青岛的工人罢工斗争是黎玉领导和省委发起的时候,黎玉明确指出,那次罢工,是工人群众自发或者青岛党员发动的,与省委和我没有联系。 

历史是公正无情的。1986年3月13日党中央批复山东省委关于1948年黎玉案件的复查报告,为黎玉恢复政治名誉,使黎玉在有生之年再次感到党的伟大。75天后,黎玉同志便与世长辞了。 

摘自:中国论文网   作者: 李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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