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了，人民欣喜若狂，热烈欢呼革命的胜利。但在重庆歌乐山下的国民党军统集中营，却满目疮痍，血迹遍地，到处都有血肉模糊无法辨认的烈士遗体。络绎不绝的男女老少，满怀悲痛和愤恨，前来寻找在黎明前献身革命的亲人、战友。刚从敌人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王国源同志，在白公馆监狱平三室牢房的隐蔽处，发现了一张巴掌大的纸片，那上面用竹签子笔写着几行感人肺腑的诗句。经确认，它是民革川东分会的负责人之一——黎又霖烈士在牺牲前两天，即1949年11月25日在狱中写下的绝命诗。

投身革命

黎又霖（1895—1949）又名黎万里，贵州省黔西人，1895年农历7月7日出生于黔西城关镇南后街一个书香人家。父亲黎斗恒，前清秀才，辛亥革命时，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国同盟会贵州分会——自治学社黔西分社社员。受父亲的影响，少年的黎又霖非常崇敬孙中山和他倡导的民主思想，毅然抛弃旧学，到省城贵阳求学。1915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法政系。在北京，黎又霖的视野越来越开阔，开始思考怎样才能推翻军阀统治，实现真正民主，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后，黎又霖和许多进步知识青年一样，转而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1919年大学毕业前夕，黎又霖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与北京大学的爱国师生积极投身集会和示威游行，参加了火烧曹汝霖住宅的活动。孙中山在上海宣布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黎又霖就在这时加入了国民党。

响应革命

从北大毕业后，黎又霖目睹军阀割据混乱局面，心忧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活动加剧，国是日益恶化，常思救国之路。认为应响应孙中山的号召，促使北伐成功，中国才能统一，民族才能富强。他毅然投笔从戎，担任黔军将领袁祖铭的秘书，多次苦口婆心劝谏袁与孙中山真诚合作，共策北伐。然而直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北伐阵势形成，袁祖铭还是犹豫再三，不肯与孙中山合作。黎又霖遂脱离袁部，毅然随四十三军军长李桑（晓炎）参加北伐，任所部教导师（该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二师）杨其昌师长的参谋。北伐的军旅生活困难重重，黎又霖一路风餐露宿，常常不得安眠。杨其昌劝他注意休息。黎又霖却说：“不打垮北洋军阀，不结束封建军阀的割据，怎能睡得着，睡着了也要被整醒的。”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占武汉后，广州国民政府迁到武汉，成立了党政联席会。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师贺龙（后编为新12军，贺任军长）与二师杨其昌均受命到宜昌，军饷匮乏，处境困难。后经武汉政府代表吴玉章斡旋，才摆脱了困境。这一番经历加深了黎又霖对吴玉章、贺龙及武汉政府的认识。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背叛革命，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黎又霖经常在大庭广众中大骂蒋介石太没良心，索性离开军政界，应聘同济大学教授。

反对独裁，与中共秘密往来

1931年，黎又霖去广州出席胡汉民主持召开的国民党非常会议。会上得与柏文蔚、王葆真相识，继而过往甚密，交情日深，常在一起共商倒蒋活动。胡汉民失败后，黎又霖重返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总务长，与柏文蔚、王葆真等组织国民党中的左派在安徽、上海一带宣传革命，鼓励民众反蒋。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抗日反蒋。黎又霖非常高兴，满腔热忱地奔赴福建，参加革命政府的工作。但福建事变很快就失败了，黎又霖不得已又回到上海。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红一方面军北上抗日，拉开了长征的序幕。这时，黎又霖与刚解甲归田的杨其昌议论国家的前途。杨其昌问黎又霖：“你对红军长征如何看？”黎又霖回答：“不管蒋介石如何诡计多端，但江山不稳，失民心者失天下。共产党领导红军长征，虽处境困难，但民心所向，大有希望。”黎又霖早早地就预见到蒋介石必败，共产党红军必胜的前景。

抗日战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黎又霖辗转到重庆，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了联系。在董必武领导下，1939年春开始以隐蔽的身份参加了由武昌撤退，经湖南沅陵迁到綦江的国民党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任上校政治教官，联络了一批川、滇、黔军的军官。1940年1月发生国民党特务屠杀战干团学员惨案后，黎又霖回到重庆，利用其堂兄黎季云、侄女婿蒋华村为掩护，广泛接触工商界、金融界人士；他还常去教育界梁漱溟办的勉仁学校、杜钢百办的草堂国学专科学校开展工作，并结识了进步人士陶行知、李公朴等，又通过蒋华村与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的儿子邓华明接触。所有这些都为他后来开展军运策反等工作打下了基础。

1943年初，谭平山来到重庆。黎又霖向友人借得一所房屋供谭老居住，他常常与谭老促膝谈心，获益匪浅。黎又霖还多次参加由周恩来、董必武等人作报告的会议组织工作。有一次，周恩来在朝天门附近工矿银行后面会客厅作形势报告，黎又霖动员蒋华村等前去聆听，鼓励他常读《新华日报》并把报刊上的社论、有关重要报道送与工商界、金融界人士参阅，扩大了《新华日报》的社会影响。黎又霖与王若飞是同乡、同学，友谊甚笃，情同手足。1944年5月王若飞到重庆，11月周恩来、董必武离渝后，成立了中共重庆工委，王若飞任书记，致力于国内团结工作，曾三次参加国共两党的谈判。黎又霖积极协助配合他们工作，生活上也是百般照顾。1946年4月8日，王若飞随中共代表团飞返延安，不幸飞机失事遇难。噩耗传来，黎又霖悲痛万分。吴玉章在渝期间，因年高体弱，在紧张工作中常常病倒。吴老每次就医，都是黎又霖借车接送医生去红岩村诊病，并不时从兄、侄处支钱为吴老买药。

民主战线上的尖兵

在周恩来、董必武的影响、推动下，1945年10月28日，国民党民主派及爱国民主人士在重庆发起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经董必武同意，黎又霖加入了民联，同时又经鲜特生、邓初民介绍加入民盟（盟号是1193）。同年，民联在重庆南岸枣子湾6号杨杰住宅，成立了民联西南执行部和人民自卫军司令部，人民自卫军下设路司令、纵队、支队。杨杰（耿光）任主委、总司令，黎又霖为执行委员。1946年初，民联中央将迁往上海，民联重庆地方组织“临时工作组”成立，由甘祠森负责，杨杰、邓初民担任指导员。后经民联中央同意，增补黎又霖为临工组成员。

1947年春夏，随着蒋介石推行独裁、内战政策，重庆形势急剧变化，国民党军警强行将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馆全体人员送回延安。黎又霖与中共领导机关的联系被割断，他想方设法与原南方局统战组留重庆的彭友今、汤逊安取得了联系，虽然没有正式组织关系，但他们共同战斗，配合十分协调。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民联临工组和民盟等民主党派确定了“隐蔽精干、积蓄力量、扎稳脚根、伺机而动”的方针，采取个别联系、小型聚会沟通情况，由公开转入地下活动。

保川拒蒋 迎接解放

1948年夏，由民革中央特派员杜重石、盟员张春涛分别从香港带来李济深、张澜给杨杰等的信息，要杨杰领导民革西南四省（川、康、滇、黔）工作。杨杰与甘祠森、黎又霖商定了几条办法，决定民革与民联不合并，两个组织应是兄弟组织，要互相通气，民革以联络军界人物为主，民联仍搞民主活动，杨杰继续担任民联指导员，黎又霖调民革帮助杨杰建立民革组织。同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取得明显优势，国民党报纸却造谣宣传国民党军队的所谓胜利。杨杰与黎又霖、甘祠森商讨召开时局讨论会，明辨形势和西南四省的任务。经黎又霖奔走联络，会议不几天就举行了。通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四川是西南四省关键，如果蒋介石不能掌握四川就无法在其他三省立足，确定了“保川拒蒋，迎接解放”的任务。尔后，他们不定期地举行“转转会”（形式是轮流请客吃饭），使民联、民革党员，认清形势，精诚团结，坚持斗争，配合其他民主党派共同反蒋。

1949年2月，黎又霖前往滇、黔联络同志准备策动军事起义。他3月初抵贵阳，获悉蒋介石要将大方县境内的羊肠坝发动机制造厂迁往台湾，特地绕道滇、黔边境毕节、镇雄一带找张吉坞、安问石等组织民众武力，同时策动王家烈起义，阻挠该厂迁台。筹备就绪后，又与吴雪俦、双清等同志联系，商议迎接解放军解放贵州的工作。6月，他到昆明找杨杰再度筹商云南军事起义，住李挽澜（民联西南执行部执委）家，始知杨杰已到重庆，立即赶回重庆和杨杰、何鲁、周均时、周从化、王白与、杨其昌、王国源、江载黎、张镇宇等聚会，商讨配合解放军进军西南，策动军事起义迎接解放。6月，民革川东分会和民革川东纵队成立。黎又霖为负责人之一。在此期间，黎又霖与鲜恒等积极协助营救囚禁在军统重庆集中营的革命同志，田一平、仲秋元、胡春浦、唐弘仁等20余人获释出狱，还参与策动杨森20军和潘文华23军及44军起义活动；帮助张镇宇在涪陵新庙镇组建民革川东特区纵队，支持侄女婿蒋华村竞选上重庆粮食工会理事长，掌握粮食供应、库存，控制了工会。

革命何须问死生编辑

杨杰等人在川、康、滇、黔的活动，被军统局侦知，蒋介石大为震惊。1949年夏，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奉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之命去拜访杨杰，示意其不要黎又霖，黎又霖和李济深等发生关系，实际上这是对杨杰的警告，杨杰只好于七月初回昆明。杨杰回昆明前，黎又霖三次去杨寓所研究工作。因此，从7月15日起特务加紧了对黎又霖的监视，打入民革的军统特务严守三（化名李森）向军统局报告了黎又霖的面貌、特征、住址。黎又霖发现自己已经暴露，遭特务跟踪后，毫无惧色，仍四处活动。有同志劝他暂避一时，他说：“天快亮了，要坚守岗位。”还劝说其他同志要不怕牺牲，充分利用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的时机，为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8月19日，由于打进民革内部叛徒的出卖，黎又霖被捕，周均时、王白与、杨其昌、王国源等人也相继被捕。次日，黎又霖被转解到重庆歌乐山麓的军统集中营白公馆监狱，铐上十八斤重的铁镣，单独囚禁在二楼一间小牢房内（后转禁楼下平三室）。国民党特务急于想从黎又霖身上打开缺口，以破坏民革在川、渝整个组织。从黎又霖被关进白公馆监狱的第二天起，先是以“释放”、“自由”、“升官”、“发财”为诱饵，遭到严辞拒绝后，便施以酷刑，平均三、四天要对他刑讯一次。每当黎疼痛难忍之时，便授以纸笔、令其招供。坚强的黎又霖始终未向敌人吐露半句有关组织和同志的情况，却三次写上：“没有说的，请枪毙！”在敌入严刑逼供和艰苦的监狱生活折磨下，黎又霖身体十分虚弱，入狱不到一月，便大病一场，几乎病死狱中。但他信仰坚定，情绪乐观，毫不气馁，仍关心、鼓励其他同志、战友。

写下两首诗

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神速挺进，重庆解放在望。黎又霖听到耳畔那隐隐的炮声，不禁浮想联翩，心潮澎湃。他拿出了珍藏的竹签子笔，在草纸上写下了两首诗，藏在牢房的隐蔽处，以示他那颗对党的赤诚之心。

卖国殃民恨独夫，一椎不中未全输；

锒铛频向窗前望，几时红军到古渝。

革命何须问死生，将身许国倍光荣；

今朝我辈成仁去，顷刻黄泉又结盟。

革命烈士

国民党反动派在逃离重庆之前，对囚禁在军统集中营的300多位革命同志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当黎又霖被铐上手铐，押出牢房，路过“平二室”时，他气宇轩昂地向同志们挥手告别说：“蒋介石就要完蛋，同志们，再见吧！”接着他用力举起右手高呼：“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直至生命最后一息。重庆解放后，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成立了革命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对被难人员进行了调查核实。黎又霖列入第一批烈士名单。1950年1月15日，重庆市各界人民在青年馆为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重庆市市长陈锡联、副市长曹荻秋向烈士子女黎世华颁发了“重庆市人民政府烈属优待证明书”。

重庆革命烈士纪念馆

革命烈士黎又霖是黔西县城关镇南后街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地下党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委负责人，1949年被捕关押在重庆歌乐山“白公馆”，11月被敌人杀害。其革命业绩在重庆革命烈士纪念馆中以显著的位置展出。

莫使年华逐逝波

清光绪20年(公元1895年)农历“七巧”日，在黔西县城南后街，秀才黎斗恒家中传来了响亮的婴儿哭声，一个崭新的生命降临到了这个世界。父亲给他取名“幼林”是启蒙书籍《幼学琼林》的缩写。3岁就教他识字，6岁启蒙读书。幼林聪明好学，记性特好，不管什么新课，只要先生领读两遍他就能一字不差地读出来，在学堂里成了先生和同学们都喜欢的好学生。

1911年，16岁的幼林决心出外求学，把幼林改为又霖，取久旱逢甘霖之意。父亲给他取字为“万里”，希望他鹏程万里，成为国家栋梁。他先到省城贵阳就读，3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北大政法系，离开贵州到了北京。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与贵州的谌志笃等人成了北大政法系“五·四’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并登台讲演，写下了“人生不唱大风歌，莫使年华逐逝波”等豪迈的诗篇。

将身许国倍光荣

1922年，北大政法系毕业后，黎又霖在黔军袁祖铭部任秘书，北伐战争时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先在十一军二十六师任师长杨其昌秘书，后升任十一军二师参谋，随军转战西北战场。北伐战争后他离开了军界继续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其间曾任过《民生报》主编，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华侨工商学院总务长等职。1933年，黎又霖受到邀请，赴福建参加了蒋光鼐、陈铭枢、蔡廷楷等组织的福建人民政府，在政府机构里作文秘官员。1937年11月到重庆任国民党军政部江西战时干部训练团上校政治教官。1940年参加沈钧儒等组织的“中国民主政治同盟会”，利用其堂兄黎季云在重庆聚康银行、侄女婿蒋华村在汇通银行任经理的有利条件，在工商界、金融界人士中开展革命活动。1944年参加了国民党高级将领杨杰发起组织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1947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成立，黎又霖为民革地下工作委员会成员并任民革四川省委负责人，受命以重庆聚康银行业务专员的身份从事军运，策反和营救被捕难友等工作，策动川滇黔军事起义活动。1949年，在杨杰将军的领导下，黎又霖在四川涪陵县新庙镇组织成立了“民革川东特区游击队”，经常往返于云贵川三省之间。他的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派特务暗中监视。8月19日叛徒告密被捕，关进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给他戴上了18斤重的铁镣。特务们采用了威胁利诱等各种手段，受尽了各种惨无人道酷刑的折磨。但他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革命者严守组织机密，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为勉励狱中难友与敌人坚持斗争，他写下了许多大义凛然的诗篇。在新中国已经成立的黎明时刻，

1949年11月27日被特务带出囚室，枪杀在白公馆附近的松林坡，时年54岁。

黔地英豪黎又霖，又名万里，中共地下党员，1895年农历七月初七诞生于贵州黔西城关镇南后街一书香门第，身为秀才的父亲黎斗恒给他取名“幼林”，是启蒙书籍《幼学琼林》的缩写，幼读私塾。 1911年16岁时入贵阳南明学校求学时，父亲又把幼林改为又霖，取久旱逢甘霖之意。毕业后考入北平政法大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与贵州的谌志笃等人成了北平政法大学“五·四”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并登台演讲。 1922年，北平政法大学毕业后，任黔军袁祖铭部秘书， 1927年，北伐战争时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先在十一军二十六师任师长杨其昌秘书，后升至十一军二师参谋。北伐战争后离开了军界继续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其间曾任过《民生报》主编、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华侨工商学院总务长等职。

1933年，黎又霖受到邀请，到福建参加了李济深、蒋光鼎、陈铭枢、蔡廷锴等组织的福建人民政府，在政府机构里作文秘官员。1937年11月到重庆任国民党军政部江西战时干部训练团上校政治教官。1940年参加沈钧儒等组织的“中国民主政治同盟会”，利用其堂兄黎季云在重庆聚康银行，侄女婿蒋华村在汇通银行任经理的有利条件，在工商界、金融办人士中开展革命活动。 1944年参加了国民党高级将领杨杰组织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黎又霖从事革命活动期间，常年在外，无暇顾及家人，其父去世，他忍住悲伤回信给家人：“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我今重任在身，岂能返家奔丧，望家中勿念。”唯一的女儿黎世华14岁时，需他人引见才父亲见面。

1947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成立，黎又霖为民革地下党工作委员会成员并任民革四川省委负责人，受命以重庆聚康银行业务专员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军运、策反和营救被捕难友等工作，策动川滇黔军事起义活动。在内战爆发和特务横行的严峻形势下，黎又霖与重庆“民革”的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在“民革”与“民盟”中活动，把不同渠道得到的情况报及时转给重庆地下党组织。

1949年，在杨杰将军的领导下，黎又霖在四川涪陵县新庙镇组织成立了“民革川东特区游击队”，经常往返于云贵川三省之间，由于他们的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蒋遂派特务暗中监视，在杨杰身边安插特务以司机身份作掩护，同时叛徒戟冀翘（原张学良将军的参谋长，西安事变之后，投靠了蒋介石）也骗取了杨杰的信任，而随从其左右，对他们的一切行动进行监视。

1949年7月初的一天上午，黎又霖在重庆朝天门发现有特务盯梢，便上了一只木船过到江北嘴换船，下船后绕小巷迂回了十几里路，摆脱特务后，才安全转到建川中学（江北郊区）找到了邓后炎。军统特务在侦知黎又霖为“民革”四川省负责人之一后，1949年8月19日，特务头子徐远举报告转张群，立即批准逮捕黎又霖等“民革”负责人。隐藏在我党内部的特务严守三谎称“民革”上海方面派人来川联络，在重庆临江门戴家巷，黎又霖不知是计而如期会唔，严守三送他出来时，特务左志良便率领特务围上来将其逮捕，同时假装将严守三也逮捕。搜身时搜到了杨杰将军匆忙走时写给他和周君时的信，其时这信是早被戟冀翘交给特务们拍照过后转交给他的，徐远举亲自审讯，以“合作”利诱遭拒绝后，将黎又霖送押进歌乐山白公馆，上18斤重的铁镣，在监禁的日子里，黎又霖受刑30余次，平均三四天遭受一次酷刑，其中有用铁刷子烧红刷其胸背。严酷的审讯，他多次咬破嘴皮，无数次昏迷，始终未吐一个字，曾三次写到：“没有说的，你们枪毙吧！”表现了一个革命者严守组织机密，视死如归的高尚品格。他认识和知道的党内外人士，没有一个因他被捕而受牵连。他在狱中虽然身体十分虚弱，但仍然充满了乐观的情绪，为勉励狱中难友与敌人坚持斗争。

“民革”在川康的活动被破坏后，徐远举将全部材料签报毛人凤，转呈在重庆山涧林园的蒋介石审处，蒋批准将黎又霖等四人秘密处死，由重庆卫戍军司令部处理。黎又霖在牺牲前两天，在草纸上写下了荡气回肠的两首绝命诗：

卖国殃民恨独夫，

一椎不中未全输；

琅珰频向窗前望，

几日红军到古渝。

革命何须问生死，

将身许国倍光荣；

今朝我辈成仁去，

顷刻黄泉又结盟。

1949年11月27日，特务将黎又霖烈士等铐走时，他们拖着沉重的铁镣，气宇轩昂、大义凛然，向难友们高声告别：“同志们，再见了！蒋介石要完蛋了！”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走向歌乐山下白公馆附近的松林坡，走完了他54岁光辉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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