阆中史册上载有政绩的“父母官”很多，而被祀入府、县名宦祠的，共有四十来位。知名度最高的，当然是妇孺皆知的巴西太守张飞；而说到具体政绩，也许是时间较近、相关文物遗存最多、事迹流传最广的原因罢，口碑最好、至今人们仍经常提到的，是清嘉庆间的川北道黎学锦。

据笔者考知的材料，黎学锦的确是流芳百代的好官。

恤民爱士，实心惠政

方志和口碑所述的黎公政绩，涉及方方面面。据笔者所知，有的见于遗迹，但记载不详；有的听于流传，却差误甚多；还有一些未曾听闻，殊堪为惜。因此，实在有必要详加考证，让实情为后世知晓。

先看看当时黎公的上司和友人乡亲们，对他怎样评价。

道光元年（1821）五月，时任四川总督的蒋修铦亲临阆中阅兵、考察，并为黎公所修《保宁府志》作序。在序文中说：“余以巡阅到郡，览其山川，视其学校，而知观察（道员别称观察）云屏（黎学锦字）黎公之有造于兹土也。……异乎俗吏之所为也。……观察正当服官政之年，从此精勤弗懈，勒为志谱，风示来兹，更当与字水屏山共垂不朽矣”⑴（序1）。

同年冬，黎公的老乡，时任四川学政的聂铣敏在所作《保宁府志序》中说：“闻观察治蜀善政，辄跃然喜曰：吾乡有贤人，岂特邦家之光，抑亦闾里之荣。……今所见，洵胜于昔所闻也。观察之绩著，观察之心劳矣，观察之官贫矣。……观察所次第经营，毕殚厥心也。观察政成颂兴，行将迁去，而保郡人士，饮水思源，不忘所自。……”⑴（序2）

嘉庆癸酉年（1813）秋，四川学政赵佩湘，著文记述他三年前视学川北：“先生（指黎公）可谓积厚而流光者矣。……使车所至，先生实心惠政，始备悉焉。夫振挈纪纲，整率僚属，以古七事考之……有合于古名臣风。”⑵（序1）

嘉庆戊寅年（1818）夏，黎公的乡姻表弟、时任广西巡抚的赵慎畛，在收到黎公所寄《公余记事》一编后，作序文说：“客有自蜀中来者，莫不津津然述其实心惠政。……而余尤服其于累重力亏之候，为人所不能为。”⑵（序2）

这些，对于当时为官者来说，应是很高的评价。让我们来梳理一下，黎道台具体有哪些惠政。

一．扶持文教，培养人才

黎公初到阆中时，“府学全黉旧敞，列舍暗残”（府文庙已很破旧），“书院地近嚣尘”（在府衙西，临街喧嚣），“考棚年久倾圮，地势低洼……且厪覆压之虞”（年久失修有垮塌之忧）。“闻十数科来竟无一二举于乡者”（三四十年中十多次乡试阆中没有一两个中举的）（黎学锦：《续修会府书院考棚碑记》）。历代人文蔚起的川北巨邑，竟是如此状况，“学锦昔为诸生有年矣，今则劝学有责焉”（黎学锦：《重修文庙记》），于是，千方百计办成了几件大事：

1．重修文庙。保宁府学最早建于北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明洪武间知府陈益民、李直史增修，明末毁。清顺治八年（1651）知府柯臣和阆中知县汤鼎草创新建，规模略备，后经康熙间知府薛柱斗及高镛续修，不过因陋就简，殿庑各祠日久亦渐倾敞。嘉庆二十五年（1820）冬，川北道黎学锦亲自筹集资金，勘察地址，组织工匠兴工重修。道光元年（1821）竣工，重建了大成殿、崇圣祠、东西两庑，栋宇高爽，丹鳠聿新。至圣先师和“四配”神位较前各高、阔尺许，崇圣及两庑神位亦悉增数寸。附祀之名宦祠、乡贤祠、忠义祠、节孝祠俱加新整，还增建杏坛亭，重修泮池桥、棂星门、戟门、礼器库、乐器库、四围宫墙等，无不一律坚峻⑴（卷二十四）。重修告竣后，学官丰备祭物，每年举行春秋两次祭祀，不仅使“三巴九县得观大圣人金声玉振之光”，而且堪称全蜀之望⑵（黎学锦：《重修文庙记》）。此次重修后，沿用至清末。民国时废府，府文庙无人管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拆毁，地基分别划入丝、绸、电三厂。

2.重建锦屏书院。锦屏书院原在锦屏山上，为明嘉靖四年（1525）知府张思聪创建。万历末，知府周道直迁建于城内府文庙旁。乾隆二十三年（1758），知府庄学和迁建于城东古治平园。嘉庆六年（1801），署知县李天培惑于风水，将书院拆迁于府署西。嘉庆二十四年（1819），黎道台将城内书院基址另建举行“圣寿”庆典的会府，复迁建锦屏书院于古治平园（今东风中学处）。此次迁建，重加结构，扩其规模，较前庄太守所创更为完整，筑讲堂学舍数十间，院前还建文昌阁、魁星楼。院后构池引渠，周绕台榭，置四照亭、石桥等，蔚为胜观。还培植人文景观，仿效文同《东园十咏》诗意，复建亭台楼阁，曲池柳桥，新构建了著名的《书院十景》。建成后，黎公与府县会商，起草申立书院章程，亲自到书院讲经授课，延聘邑中名宿王应诏任主讲，落实学田岁入六百五十余两为脩金、膏火⑴（卷二十七·书院）。锦屏书院从此有了优越的办学条件，蒸蒸日上，成为全川名校。蒋总督亲为书院题写“阆峰毓秀”匾额及楹联。

3.重修保宁府试院。学道街四川贡院，清初曾举行五科四川乡试，康熙初省会移至成都后，贡院改作保宁府试院。雍正八年（1730），曾以西面考舍改建川北道署。到嘉庆时，试院考棚已十分狭小破旧。黎公另为改造高朗，东西拓地数丈，坐号悉易以石脚，面铺宽厚板片。前后门堂厅廨，焕然一新。据嘉庆间木刻图，大门前还有大照壁和东、西栅栏辕门。迄今，试院考棚基本格局犹存，已恢复为清初四川贡院对游人开放。

4.创建云屏书院。嘉庆十六年（1811），黎公重修锦屏山景观落成，适逢川东道严筠亭因公莅阆，游览中，称赞黎公为此山掞张名迹，建议在山上原有三贤祠旁，兴修“云屏书院”，与前贤后先济美。黎公欣然应之。遂筹银二千余两，新建讲堂斋室若干间，四围墙垣。后因岩石崩裂，三贤祠与西边讲舍一并坍塌，遂将东边数间改建为三贤祠。另议修复时，因将有城内锦屏书院迁建古治平园之举，因而停工。

5.建立营学。阆中为军事重镇，设川北镇总兵署，镇标统率中、左、右三营兵马。驻军兵丁子弟，尤须教育化导，以驯桀骜之情。但兵丁出身苦寒者居多，办学堂请老师实属不易。黎公了解情况后，与知府徐双桂商同建立“营学”，延师束脩费用，由道、府两署分半捐廉一百两纹银解决，遂使各营兵丁子弟均能赴学读书。为使长期坚持办好营学，黎公还立定章程，申报上级立案，并请得上级通令全省营县一体照办。此举对于广施文教、整饬营务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黎道台大力扶持文教，倡导宗风，延续了阆中千古文脉，成效显著。他在《续修会府书院考棚碑记》中说：“凡所施设，无非培风脉、育人才之意。而近科来，郡中领解获嶲（中举人、贡士）者，接踵继起。虽曰会逢其适，亦此邦风气一转机也”⑴卷十一·公署）。接连几科乡试、会试都有了郡中士子高中，在当时被看作地方文风蔚起的标志。

二．营造景观，培植风脉

黎公在阆中十数年中，“助山川、备观揽（培植景观），一台一沼创之（一处一处创设）；昔者亦无不复之（历代遗存的景观全都恢复了）”⑵（黎学锦：《和工部阆山阆水歌》）。纵观史事，黎公任职期间，使阆中形成了继唐滕王元婴、明川北道杨瞻之后又一次城市景观建设的高潮。据记载和至今可见的文物，他主持营建的景观名胜主要有：

1.全面修整锦屏山。锦屏自古为阆苑名山，多仙圣游集。旧有玛瑙、罗汉、昼锦、西桥四院。元至和初年建阆风亭⑴卷六·山川）。明杨瞻筑望江楼及三洞六亭，即“阆南名胜”、“渐入佳境”、“别是一天”三座门洞，阆风亭、振衣亭、翠云亭、长啸亭、揽秀亭、景杜亭；还在山之东侧建三贤祠，江边建济川坊、观澜亭，山麓建锦屏坊等。但清初王士祯典四川乡试入蜀路过登临时，已是“山川无仿佛，耆旧况凋零”⑶（p186）。到黎学锦任川北道时，“此山独吕祖殿犹存”（黎学锦：《锦屏山跋》）。嘉庆十六年（1811），黎公趁年丰人和，捐貲庀徒，负土垒石，随山形定位，力求尽山之胜，营建了一系列景观。自江边石梯右侧建临江楼、张侯祠（祀张宪），再上右折建静应祠、载酒堂，越小坡建瞰碧亭，旁立“嘉陵第一江山”大碑，出亭往西、两峰间建洞宾古洞、灵官楼、观音阁、小天竺、云屏小榭，旁筑春晓园，过灵崖通向贯以铁索的八仙洞（同年川北镇总兵罗思举凿），崖下左转为矜式亭（即司马光随父捧砚处），北折建小蓬莱、落奕山房，北距十余步，为杜少陵祠、温公（司马光）陆放翁祠、惠泉亭、长春塔等。诸景落成后，又在三贤祠下建云屏书院，与东山三陈读书岩遥相呼应。山坡为南坛旧址，乾隆间川北镇总兵陈公建碑以志其胜，黎公于草荆中发现此碑，乃移西数百步（置山之西“更利此邦文运”）建亭安置（黎学锦：《锦屏山跋》）。黎公此次重建，极尽屏山之胜，其景观布局为以后打下基础，主要建筑在解放初期仍基本完好。至1981年雨暴山塌，已凋零残破的景物多被毁坏。1984年建锦屏山公园时，基本上是按当年黎公布局恢复重建了部分景观。只可惜，当时有计划而至今终未复建陆放翁词，当代著名诗人刘友竹叹息：“辜负陆游十首诗”。

2.重修古觇星台。“生而颖异、善风鑑无不奇中”的袁天纲，“侨居蟠龙山南山，有平台，是其观星斗处，台为锦屏书院主山。旧有亭，今废”。嘉庆二十三年（1818），黎公主持重修古觇星台。在碑记中，黎公叙述袁天纲“与李淳风相友善，当高宗时偕游阆中，今阆中有淳风乡，因其居是观星斗处，旧有亭，今废。台为锦屏书院主山。”按此说，古觇星台当在今东风中学大楼背后山上，师范学校上阶梯右（东南）侧山头。笔者在东风中学读书时，知此山名叫“七星台”，学子们曾在山坡开梯地种庄稼，后辟为桑园。刘义凯老师指导笔者参加的美术组学友，绘成反映勤工俭学的连环画《七星台的变迁》，被选送平壤参加国际少先队员画展。志书记载“袁天纲宅在蟠龙山”⑴（卷十五·古迹），“居蟠龙山，筑台以观天象”⑴（卷五十·流寓）。原以为居宅和觇星台位置在盘龙主山，今据黎公所记，乃是在盘龙主山之南的七星台上。建议政府或学校在该处重建袁天纲居宅和觇星台，复刻黎公碑记，将可与蟠龙山锯山垭、锦屏山观星楼和天宫院等景点遥相呼应、互为印证，成为阆中天文、风水文化的又一亮点。

3.构建“书院十景”。道光二十四年（1819），黎道台迁建锦屏书院于古治平园原址，除仿文同诗意重建诸胜之外，又别构“书院十景”，取名为：星台远眺、楼阁交辉、螺塔晴波、虹桥溪涨、莲塘貯月、竹榭笼云、蓼岸渔舟、稼亭牧笛、治平缉古、宜园恒春。这些胜景不仅优化了读书环境，强化了书院的人文氛围，也使古城阆苑添彩增辉。建成十景后，黎公嘱儿辈咏诗，同僚和宾客友人亦纷纷题咏，遂选录编成数十首刻印，并为之作序。

4.重修中天楼。黎公到任的第三年（嘉庆十三年，1808），就筹划修复古城正中的中天楼。此楼又名四牌楼，不知建于何时，府志云“久废”。黎公说它“近连将相之坊（指将相坊，原在今阆中中学内），远对君王之榭（指滕王亭），玉水为带，锦山为屏，当四达之冲衢，距中央而特峙”。这座楼没有了，最是可惜，实“风脉所当栽培”，应由“官府倡率”修复，从而“藉神光而默静邪氛，聚灵气而大昌文运”。所以，黎公商同川北镇总兵骆朝贵、知府佛喜保，决定率属重修。黎公亲自写了一篇骈文《重修中天楼启》，其中说虽有官员捐资，“惜清俸之无多”，号召士绅百姓“共乐解囊”，冀期“聚沙以垒塔”。这篇启示不是一般公文，读来文情并茂，荡气回肠。从此文可知，当时重建中天楼并无官府拨款，全靠官民捐资。但捐款毕竟有限，材料不足，据咸丰《阆中县志》载，系将黄花山上旧有的奎星阁，拆移城中⑷(卷三·山川)，终于建好了中天楼。此楼民国时拆毁，2006年市人民政府重建。

5.建张烈文侯祠。张宪为岳飞爱将，抗金英雄，后受秦桧诬陷，与岳飞、岳云父子同时遇害，后追諡为烈文侯。宋唐皋《烈文侯祠碑记》载，张宪乃阆中人。黎学锦莅阆后，“痛心忠义，立意表彰”，于嘉庆十六年（1811）在南津关立一石碑，大书“宋张烈文侯故里”；又在南津关街口连峰楼西侧，上锦屏山古道旁建“张烈文侯祠”，并作《宋张烈文侯祠碑记》⑷(卷九·祠庙)。

除上述景观外，黎公还主持修葺白塔、北岩寺、滕王亭子、桓侯祠、凤凰楼等名胜古迹。还在道署东楼台上建“喜雨亭”；在西门外河堤上坝建“阆风亭”；在道署东偏傍十三楼侧附近，建“憩园”；等等。憩园大约在今学院行署背后公安局院内。园中包括：自衙神祠左穿堂巡檐而上建“小走廊”，楼前半弓地处建“短亭”，亭之垣外凿池建桥，上通“桐华吟馆”，左达“漱玉山房”，还借竹开径，依畦编篱，使徊栏曲沼、山石隐嶙，别成幽趣，成为道署僚属和游人休闲游览、评花吟咏的园林胜景。

三．体恤民困，造福巴阆

黎道台的政绩，突出地表现在关注民生疾苦，尽力改善百姓生产生活条件，赈济灾民，疏解民困。

1.筑城西河堤鱼翅。阆城西南江水啮城，辄成洪灾。江洪“逆其初折之势，故奔腾悍激，直逼城下者，遂为数百年之患。往时水涨发，冲城数百丈，没入河心”，明周道直始修堤禦洪，清代历经补筑，“虽岁有修堤之役，间次刷塌者，复数百余丈”（黎学锦：《城西石堤记》）。黎公奋然曰：“此事甚巨，而害甚深，不可不及时理也”⑴（卷五十六·艺文）。为“一劳永逸之图”，黎公与僚属议定，嘉庆二十五年（1820）,商同知府徐双桂，率阆中知县李傅杰等，捐廉并动员士绅捐助，由黎公“亲董其事”，组织民众修成了“东抵南郭，北接玉台”的长堤，“其间增筑绵亘百余丈，以巨石沉潭底，高出水面，坚襄沟塍二三丈，填旧石坝为石匮，另增长石坝以遏湍流，多置石梯挑水小石坝、石塔分杀水势，使城西基本免除了水灾危害。在修筑防洪工程的同时，沿堤还筑“坝形若柜”的“石柜阁”，修“西坛”，建“阆风亭”补风水之缺，且立庙、置石犀以镇江⑴（卷九·堤堰）。黎公不畏艰难，善其始终，终于完成规模和功能均为前所未有的这项德政工程，阆中官民无不“深服黎公之笃于民事也”⑴（卷五十六·艺文）。黎公这次修堤，规划科学，规模宏大，从此江患遂息。之后近两百年来，江堤虽历朝多有修补，但基本格局一直沿袭未变，至今仍留有遗迹，它们是阆中古城倚江发展的历史见证。

2.修筑通济渠。阆城东北（今公园以北至保宁醋大街一片）有田数千顷，地势平衍而土脊性燥，素无潴堰灌溉。嘉庆二十三年（1818）冬，黎公数次亲履其地勘察，筹划“既开渠浚堰以绾山溪之水，又汲引嘉陵江之水，使源流接济而冬无涸泽”。老百姓踊跃参加，争先恐后投劳，“开成宽七八尺、深倍之、逶迤数千丈”的大渠道，又“在白岩寺山沟筑石坝截流注渠，直达观音寺一带”。中间“在锦屏书院治平园处深挖旧堰蓄水，建闸门掌控宣泄，以备冬水不足”。更“制筒车在秋杪水平时汲嘉陵江水蓄入所开巨堰，以济春日所用”。这是阆中城郊亘古未有的宏大水利工程，使郊外纵横阡陌，皆成良田沃土。黎公“凡所以为阆民计者，虑至周，法至备也”，“其往返指示，始终无倦，尤为人所难”，建成此渠“一切工费甚巨，悉观察（黎道台）捐资独任之”。官民一致请求以“黎公渠”命名，黎公“逊而弗居”，坚决地谦辞。于是公议取名“通济渠”⑴（卷五十六·艺文·徐双桂《通济渠记》）。

3.设南津关义渡。南津关为“水陆两到”之“省会通衢”，过江人流熙熙攘攘，向设渡船，夏秋舟渡，冬春搭建浮桥。黎道台嘉庆十一年（1806）季夏来阆任职，下车伊始，就听到建浮桥利少弊多的舆论，经实地访问调查，确实有碍行舟，还有管理不善、滋扰行人等弊端。“浮桥扰民不若舟楫之安民也，私渡稽延不若官渡之迅疾也”，黎公遂捐资修造大船二支，小船四支，实行免费义渡，并捐建牌坊，立碑刻“义渡”大字，以垂久远。还以河滩地收入作义渡水手工食费用，若不敷用度，“余（黎公）随时捐廉接济”（黎学锦《南津关义渡碑记》）。清嘉、道间，南津关实行义渡，誉称川渝；后世不知起于何时，又有搭建浮桥之举，民国时过桥过渡更成为苛捐杂税之一项。然而黎公捐资义渡的美誉，铭刻在阆民的千古美谈中。那一尊“义渡”字碑，笔者前几年还在古镇老住民指引下，于小街石板中看到过模糊的痕迹。

4.设“施粥厂”赈救饥民。川北一带多旱灾，尤其春荒时节，多有饥民流离。黎公于嘉庆十五年（1810），舟泛南津关，邀请保郡绅士、贾客等汇聚协商，由黎公带头捐俸，大家捐资捐粮，在城内设十八处“粥厂”施粥，赈济灾民。“保五十日（春荒期）之生灵，倾仓倒廪；充六千人口腹，仁粟义浆”。这一义举，救活了无数灾民（黎学锦《保郡绅士客商协捐施粥碑记》）。

5.建立栖流所。嘉庆十九年（1814），保宁府发生饥荒，黎公曾预先上疏“救荒六条”。到冬天，流民破衣露宿，实堪悯恻，黎公捐银制棉衣三百件，送给乞丐流民。更亲自勘察，择得北门城楼子内隙地，限期建造栖流吉房十间，集流亡者安置居住，称为“栖流所”（后俗称“安花院”），并勒碑作记，“期望仁人君子随时修葺，加意轸恤”。这项设施流传后世，笔者幼时，亦听说北城门“安花院”，是当年黎道台安置叫花子居住的地方（黎学锦：《建立栖流所记》）。

6.设“寄骨寺”。阆城东关之外，原有婴儿寄骨所，用以停厝弃儿棺木，乃寄托怜恤幼儿等待亲人认领之意。后来家贫无力安葬的大人棺柩也停厝于内，堆积日多，并无亲属前来收埋，以致野兽残食，尸骨拖散。黎公大动恻悯之心，特雇请工匠添改砖瓦，修葺墙垣，以蔽风雨，防野兽。同时，饬令亲属认领，对无人认领的，捐廉安埋。为以后不再堆积，还制定守则，凡外地者准其停厝一年，本地穷民准其停厝半年，逾期不来安埋者，“即令东岳庙住持禀明阆中县，饬令地保于每年三月清明和七月中元会时，抬至划定的高曠之所安葬，务要深圹高垒，做好标记，有亲属前来方可搬回归土”。黎公还捐廉买山地作为义冢，使穷苦人家不致无地藏骨（黎学锦《寄骨寺碑》）。

考述至此，笔者不禁怆然欲泪。黎道台在当时的条件下，笃志为民，竭力尽责，竟做了这么多造福一方、垂之久远的好事！笔者每当游览于锦屏，晨练于江堤，徜徉于考棚，缅怀于书院，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一位心劳绩著的父母官形象，都会为遗迹重光而欣幸，也为有的胜景不存而痛惜。为官者能政成颂兴于当代，已属不易；能惠遗歌传于后世，当得与字水屏山共垂不朽了。

移孝作忠，行仁以义

黎学锦在阆中、在川北做了那么多好事、大事，钱从何来？查清代向无由朝廷拨款修建地方工程之成例；而“川北自兵燹以后，凋残疲敝，事物废坠多矣”（史观：《公余记事跋》），地方不可能有钱谷用于工程建设。府志、县志记载，黎公所创施的每项工程，都有“率属捐廉”、“捐俸”、“捐赀”之说，率属是要主官带头的，黎公又有多少俸禄和养廉银来领头捐献呢？查清代史料，清代四川官员的俸禄和养廉银大致如下表：

黎学锦官职为“分巡川北兵备道兼盐运使”，比普通道员高些，加恩御定三品，每年俸禄130两，养廉银比照按察使约4000两。就算年收入不到5000两银子，还要养家吃饭，哪有能力捐那么多银子啊！

据邑中老人传说，当时黎道台“率属捐廉”次数多了，不免引起士绅中有意见，甚至怨恨、猜疑。有人上告说他贪污纳贿，于是黎公被停职，限日赴京“听勘”。阆中屏江街“德顺玟”刘氏之家谱记载了这件事：“清嘉庆间，湖南人黎学锦任分巡川北兵备道（兼盐运使衔）期间，为官清廉，为地方人民办了不少实事，因此也触犯了地方一些官绅的利益，有人上京诬告了他，朝廷为查明事实，即降旨就地免去黎的官职，限期进京接受审查处理。当时黎两袖清风，无进京路费，黎向阆中商界借钱，却四处碰壁，备受冷眼。我‘德顺玟’、‘德顺谦’（两弟兄商铺字号）先祖得知此事，慷慨解囊借给黎白银五百两。黎离阆前拜谢我先祖兄弟，帮我家看了一棺风水宝地，即蟠龙山墓地，后我家祖坟即葬于此”。“黎进京后，朝廷查明了实情，纯系诬告，官复原职”（刘传华：《德顺玟刘氏家谱序》）。这段故事在阆中民间流传很多，说法基本一样：黎道台贡献很大，也很清廉。

笔者为弄清黎公捐款实情，查阅了许多资料。未见到阆中当地直接的证据，却从黎公生平家世资料中得知端倪。

道光《保宁府志》载：“黎学锦，字云屏，湖南龙阳附贡生，嘉庆十一年任”⑴（卷三十二·职官题名）。别无生平记载。

笔者好不容易查到了清嘉庆十九年编修的《龙阳县志》，贡生名单中却没有黎学锦。当时黎公已在阆中任高官，怎么其家乡志书不载其名呢？继续翻检，终于在选举志的末尾“监例”一目中查到了：“黎学锦：钦加盐运使衔，现任四川川北兵备道”⑸（卷四）。“监例”即“例监”。明清科举制度中，以捐资入国子监为监生者称例监。清朝例监由俊秀报捐，或在监肄业，或在籍，监期满者考职以定选授，被视为正途。原来，黎公的仕途与捐监相关。

《龙阳县志》“义行”目第三条载：“黎家丞，祖凤美甞贷貲贸易全州，如（入）厕得遗金一封，守还失者。家丞力田起家，捐修龙池书院，以田百石作膏火，又捐助育婴堂薪水及义渡三处，皆累数千金。嘉庆五年（1800），巡抚、学政合疏（联名上奏），提请赐‘好善乐施’额，以子学锦贵加盐运使司衔”⑸（卷五·列传上·义行）。

《龙阳县志》艺文志中，还载有礼部转呈湖南巡抚祖之望会同湖广总督姜晟、湖南学政吴省兰，于嘉庆七年四月上奏的《部题黎学锦捐建龙池书院疏》全文，其中有云：“据该员呈称：候选道黎学锦捐请四品封典，父黎家丞因邑中未有书院，情愿捐输田亩，并构基建立学舍。修葺未就，赍志而殁，遗命学锦购办，已于嘉庆丁巳、戊午告竣，约废二万余金。……今龙阳县候选道员黎学锦克成先志，捐银至二万两之多，臣等将该府送到事实清册移咨户工二部，查核均无短少，应请照例准其旌表……应令该抚转饬该地方官给银三十两，听本家自行建坊，并给以‘好善乐施’字样，即将该员故父黎家丞姓名镌泐其上，以垂久远……”⑸（卷七·艺文·疏）。这个奏疏呈上后，嘉庆帝准奏，还加恩赐衔。其姻亲表弟赵慎畛在序文中说黎公“制府具其事入奏，特蒙褒嘉晋阶三品”。据载于《龙阳县志》艺文志的太守舒谦所作《龙阳书院记》，可看到更详尽的因果：“邑有诰封中宪大夫黎君讳家丞者，遗命捐田六百亩，以佐内外庠膏火。而其嗣君授观察使职学锦、布政司理问职学雅，孙之钰、之瑜，踵成父祖志，捐二万余金，于邑之附郭鸠工庀材，创建钜字颜曰‘龙池书院’”⑸（卷六·艺文·记）。光绪元年（1875）《重修龙阳县志》中周诰《增修龙池书院并捐助膏火记》说：“邑有龙池书院，创自黎观察，费二万金，并施良田六百亩”⑹（卷二十七·艺文）。

这些珍贵的资料让我们可以弄清：黎公因遵父亲黎家丞之遗命，完成了捐二万余金创修龙池书院的工程，并捐田六百亩以助膏火，遂由地方官疏奏，皇帝恩准，追授其父为中宪大夫，由地方给银三十两建钦赐“好善乐施”牌坊；加恩授学锦三品盐运使衔，其弟学雅被授为（湖南）布政司理问。

龙阳县于1912年改名汉寿县，今属湖南常德市。常德史志网有黎公生平介绍：“黎学锦(1776—1838)，字云屏，生于龙阳大围堤(今汉寿县围堤湖乡)一富豪人家。自幼好学，弱冠中郡庠生，旋选贡生，入国子监。嘉庆六年(1801)以学行优异，授四川候补道。次年，钦加运使衔；九年（1804），参加甲子科文武两闱监试（在举会试时任“监试”官）；2月，署盐茶道，5月实授川北兵备道；道光四年(1824)8月，调广东惠潮嘉道，到任不久，遭母丧回里；九年（1829）补授河南粮储道，兼署布政使”⑺。

在阆中，黎公以大仁惠政被祀入名宦祠；在其家乡，却以他的大义之举载入地方志。《重修龙阳县志》是在“人物志“的“义行”条目中记载他的：“黎学锦，字云屏，家丞子。家饶裕，好为义举。官四川时，创修川北锦屏书院，修保宁府西城江堤，各费万余金。又出私囊设粥厂十八处，赈川北饥民数月，全活无算。川民撰黎青天碑志之。在京师增建常德会馆南向房屋十余间。后官河南督粮道。致仕归，兄弟均承父志，公捐腴田百石，以助本邑书院膏火。后先济美，义声甚著。所著有《公余记事》、《林雅韵》等集”⑹（卷二十·人物·义行）。

湖南汉寿一中“校史钩沉”所载肖富强《黎学锦与龙池书院》一文说，黎公“在川北分巡道任内，捐银三万余两，兴建锦屏书院培育人才；修建保宁府西城和嘉陵江堤防止水患。又捐俸施粥数月，赈济饥民，川北人士立‘黎青天碑’以颂其德”⑻。常德史志还说：“道光十一年(1831)县境水灾，堤垸溃决，灾民流离失所。其时他已居官河南，闻讯长叹，随即寄回俸银2000两”。县民口碑说：“若要义举成，除非黎六(学锦排行第六)临”⑺。

黎公乡梓的这些记载，向我们揭示了一个谜底：当年在阆中工程所费，“不伤民财，不费公家一钱”，仅靠捐俸、捐廉及士绅捐资是远远不够的，钱从何来？从“家饶裕，好为义举”而来，从“出私囊”而来，而阆中人并不完全知晓。

“家饶裕”是“出私囊”的物质条件。黎公一生，一个“捐”字了得，任官前承父命捐，在京侯铨时增修会馆捐，在阆中施惠政项项要捐，调任后闻灾情寄款再捐，退休后助家乡书院还要捐。黎公祖父为富商，父亲“力田起家”而为财主，到底有多少产业钱财，今日无从考知；凭记载所述诸多捐献，其家之所存恐怕多用于捐了。

“好为义举”出于崇高的道德观念。传统美德忠孝仁义等，是世世代代中国人的道德追求和精神支柱。就看黎氏三代，好义举乃为家传。黎公祖父是商人，贷款在广西全州做生意，在厕所捡得一封金钱而无贪心，等候失主取回，拾金不昧，义无反顾。父亲黎家丞耕种发家而不吝啬，出钱让儿子取功名报效朝廷；义举未终，命后代接力，临终让儿子把捐建书院的大事做好。黎公授职莅任，秉官箴而尽职责，忠君爱民，施仁好义，一以贯之。据他自己说，在阆中设义渡、施棺木、捐粥厂，都是“谨遵慈命”（随任居阆的母亲教他这么做），“凡此数事，未尝邀誉闾阎，亦以尽职为心，期于无忝官箴而已”（黎学锦《屏山旧有亭碑记》）。“从来富而好礼，必施惠于枌榆（家乡）；仁者爱人，讵忘情于桑梓”（黎学锦《保郡绅士客商协捐施粥碑记》）。这说给保郡士绅的道理，其实更是对自己的要求，他早把任职之地视为第二故乡了。从嘉庆十一年（丙寅，1806）莅阆，到道光四年（甲申，1824）离职，黎道台在阆中工作了十八年多，终其所作所为，移大孝而尽忠也，行至仁以大义也。

黎公离阆，调任广东惠潮嘉道，母亲去世守制后，补授河南督粮道，曾兼署河南布政使。道光十六年(1836)告老还乡，十八年（1838）病卒，葬于汉寿县崔家桥乡蔺家山。清代定制，捐监任职最高至道员，兼署布政使是临时代职。这位百姓爱戴的好官，虽未能升迁为实职高位，但他于民气未靖之地，累重力亏之时，思人所未能思，为人所不能为，始终以惠政义举为百姓造福，这是许多高官巨卿所不能比拟的。尤其一个“义”字,在当时感动和激励过多少仁人志士！但愿今天和后世，能有更多的人知道黎学锦其人其事，也会感化世人“好义举”，催生出行仁好义的人民公仆和富商慈善家。

2011年5月25日写毕

参考文献：

(1)（清）道光《保宁府志》，道光元年（1821）刻本，黎学锦、徐双桂等修，史观等纂．

⑵（清）《公余记事》，清嘉庆戊寅（1818）刻本，黎学锦著．

⑶杨林由：《阆中历代诗词选》，伊犁人民出版社，2001．

⑷（清）咸丰《阆中县志》，咸丰元年刻本，徐继镛修．

⑸（清）《龙阳县志》，嘉庆十九年（1814）木刻本，张在田、游凤藻、陈德沛修纂．

⑹（清）《重修龙阳县志》，光绪元年（1875）木刻本，黄教容、陈保真修纂。

（7）http://www.cddsb.com/art/2009/11/2/art_8140_276319.html

（8）http://www.hsyz.org.cn/jjh/XY_ReadNews.asp·NewsID=7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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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先澄

撰稿：黎国强 黎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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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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