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文化和思想史上的一份重要刊物，《独立评论》曾领一时之风骚，销量甚至超过《新青年》。这份维持5年之久、共出版244期的刊物，集合了当时第一流的作者群体，包括胡适、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等人，其发行范围由全国直至远销南洋及美、日、德、法等国，发行量由最高时达1.3万份。鲜为人知的是，这份行销海内外的现代最重要刊物之一的《独立评论》背后，由广东兴宁人黎昔非事无巨细、主理其事，被恩师胡适视为《独立评论》的“看护妇”。1945年抗战胜利后，黎昔非自昆明返回故乡，执教于兴宁一中，并于1970年文革中含冤而逝。

黎昔非（1902-1970），广东兴宁人，《独立评论》经理人，兴宁一中语文教师。

胡适高足

黎昔非（1902-1970），出生于广东兴宁罗岗甘村的贫寒之家，幼时曾受私塾教育，天资聪慧。1926年，受族中“学田”资助，远赴上海考入持志大学。1929年，黎昔非转学至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史系，翌年毕业。当时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兼任文理学院院长，黎昔非与罗尔纲同班，吴晗则为师弟，均受胡适赏识，结下深厚的师生之谊。1930年9月，黎昔非抵北平，受胡适指点至北平图书馆研读，并与吴晗相识。

1931年春，黎昔非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院国学研究所，彼时胡适也返回北平，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由此，黎昔非再次拜入胡适门下，二人师生情谊更进一步。同年，吴晗同时报考北大、清华，但折戟北大、被清华录取，与原本投奔胡适门下的心愿相去甚远，以致胡适也表示遗憾：“北大的考试制度太不合理，像吴晗这样有才华的学生竟因数学不及格而未被录取，太可惜了。”虽然吴晗未能重投胡适门下，但与胡适、黎昔非过从甚密，而尤为人所始料不及的是，此后黎昔非一生跌宕，皆与吴晗息息相关。

《独立评论》的“看护妇”

1932年初，胡适等人酝酿创办《独立评论》。时值“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胡适、丁文江、翁文灏于宴请国难会议代表时吁请“当以非革命的方法求得政治的改善”。1月28日，胡适拟定周刊计划，不久，成立独立评论社成立，会员十余人，皆是一时名流，议定每人拿出收入的5％作为创办《独立评论》这一同人刊物的经费。

尚未毕业的黎昔非，则被胡适“钦点”为《独立评论》的经理人。1932年3月底，胡适因病入院，黎昔非与吴晗同赴协和医院探视，胡适申说了筹办《独立评论》的过程及刊物的宗旨，说：“我觉得昔非同学为人最为诚实，责任心特强，又有工作能力，担任《独立评论》的经理最合适了”。吴晗将胡适谈话内容告知蒋廷黻，此时《独立评论》第一期稿件已集齐，蒋遂让吴晗写信予胡适，以便征求黎昔非同意。胡适为此专门致信黎昔非，请他帮助办理《独立评论》。在老师一再请求下，黎昔非决心暂时中断研究生学业，出任《独立评论》经理人。孰料，黎昔非这一“暂时”之举，竟成为贯穿《独立评论》从创办到终刊的始终，并为他此后的命途多舛埋下伏笔。

从1932年创刊直至1937年7月25日终刊，《独立评论》事无巨细，黎昔非事必躬亲，张太原称：“黎昔非是否出任经理人，直接关系着《独立评论》能否创刊。”（《<独立评论>经理其人其事》）胡适则称黎昔非为《独立评论》的“看护妇”。虽然未曾在《独立评论》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黎昔非却是刊物日常运作及维系的“大管家”，一手包办从复印、校对到发行的大量工作。罗尔纲在《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中谈到黎昔非在独立评论社的工作时说：“从《独立评论》出版至抗日战争停刊时止都是他主持排印、发行工作……他很忙，从来没有工夫去玩。”

《独立评论》3周年之时，胡适写了一篇《又大一岁了》的祝贺文字，以较多笔墨谈到这位幕后英雄：“在这贺周岁的日子，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孩子还有一位忠心的看护妇。我们创办这刊物时候，就请黎昔非先生专管发行所的事务……这三年的发行，校对，杂务，全是黎昔非先生一个人支持。每到星期日发报最忙的时候，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总有他的许多青年朋友赶来尽义务，帮他卷报，装封，打包，对住址。”次年，在《独立评论》4周年纪念会上，胡适又说：“我们借这个机会谢谢黎昔非先生和章希吕先生。他们终年勤勤恳恳的管理独立评论的发行，校对，印刷的事务。他们对于这个刊物的爱护和勤劳，常常给我们绝大的精神上的鼓舞。”

在黎昔非苦心经营之下，《独立评论》风行全国，远及美、日、德、法等国，销量且在《新青年》之上，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从创刊到终刊，《独立评论》屡遭劫难：第10期遭北平当局查封；第81期被南京宪兵司令部所扣；陈济棠则明令该刊不准进入广东；1934年，曾被冀察政务委员会查封、抓人……黎昔非作为刊物总管，承担了重重风险，竭尽所能维护出版。直至北平沦陷，他还独自坚守岗位，办好终刊。诚如《独立评论》第1号之《引言》所说，“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的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这不仅是一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刊物的坚守，也最终成为这个刊物的命运。

《诗经》研究的先驱者

值得指出的是，黎昔非还是从史学途径创新《诗经》研究的先驱者之一。早在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史系三年级时，黎昔非即在《中国文学季刊》上发表《（采芑）时代的质疑》一文；其后，在《益世报》上发表《以“其军三单”说到古代兵农之分》一文；之后，又完成了《诗经学史》、《诗地理考》两部专著。通过对历史上人物、事件先后次序的严密考证，黎昔非论证他人的谬误，形成让人信服的独特见解。

黎昔非考入北大研究院的最初目标是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学者。出任《独立评论》经理人，本非己愿，奈何师生情谊，只得勉力为之。在几次提出辞职之后，1937年夏，胡适终于同意黎昔非离任，并推荐他任北京大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正当其重整旗鼓准备全力投入研究工作时，抗战爆发。7月下旬，黎昔非携妻儿登上平津路火车，取道天津南归。抵天津英租界之时，巧遇罗尔纲与吴晗二人，于是结伴南下。到汉口时，三人分道扬镳：罗尔纲赴长沙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职，吴晗则前往昆明就任云南大学教授；黎昔非则因囊中如洗，向吴晗借了20元钱，一路辗转颠簸回到故乡兴宁。自汉口至兴宁，黎昔非一家共走了一个多月。

离开北平之时，黎昔非将数年来写成的《诗经学史》、《诗地理考》稿及曾经发表和未发表的诗、史论文约四五万言、小说约十万字邮寄广州，结果稿件失踪。回到故乡兴宁之后，黎昔非先后任教于兴宁一中、二中和龙田中学，仍在资料奇缺的条件下，默默做着《诗经》的研究。

1944年春，经闻一多介绍，黎昔非到昆明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史地部门担任助理研究员。在此间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黎昔非完成了学术专著《本草产地考释》（三卷），但这既与其专业不对口，也与其学术旨趣相去甚远。抗战胜利后，研究所被裁撤，黎昔非于1945年10月离开昆明，重返家乡。1949年中共建政后，所有中学教师均由县文教科聘任，黎昔非被安排在兴宁一中任教，并担任语言教研组长。

2002年，黎昔非之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黎虎编著《黎昔非与<独立评论>》一书，并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听党的话，却与吴晗一样下场

自1951年初于兴宁一中任教起，在“脱胎换骨”改造的政治高压之下，黎昔非脱去早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与坚韧，转向“完全”、“彻底”听党的话。究其原因，或许可从其女黎纪云所撰一文中可见曲衷。黎纪云写道，母亲领她到后山顶最高处张望，盼“红军”到来：“红军是穷人的救星，红军来了就好了！”。

黎昔非将对国民党时代政治黑暗的憎恨与批判，转化为对新政权的热望。在旧政权里，曾为《独立评论》做“看护妇”并始终坚守、抵抗的黎昔非，在新政权的各种“运动”中却一路顺利过关，且在“火红年代”里入党，出任兴宁县人民政府委员、兴宁县第四、五届人大代表、兴宁县政协委员、常委。1958年4月30日，黎昔非向组织上报《自传》，批判自己的恩师、敏感词钦点的“战犯胡适”，绝口不谈《独立评论》孤心运营，亦不敢谈刊物“公正”、“独立”之一面，甚至连屡遭国民党当局封杀、阻扰亦只字不提，只剩下自我批判与批判，“检讨”自己办刊物时“追求‘名’的思想仍是很剧烈的”。1959年10月，黎昔非入党。1962年，黎昔非作《六十自寿》：“阅历春秋六十年，尚思为国效微能；夜阑犹自穷文理，只恐鲁鱼误后贤。”

但黎昔非终究是“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敏感词爆发，黎昔非终于选择了抗争：当局“命令”他退出组织，他反而表示“誓要为共产主义献身”，严辞拒绝。政治高压之下，黎昔非选择不乱咬吴晗“三家村”，却因之而受牵连。1968年冬，黎昔非被下放“干校”劳动改造。黑云压城之下，他对自己的学生、后来的同事刘彦章老师傲然一笑：“小子志之，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始于何？”

1970年，黎昔非受尽折磨，含冤而逝。敏感词结束，“三家村”的吴晗已平反，兴宁当局却硬顶着不予平反，反要亲属“理解群众运动”。忍无可忍之下，黎昔非子女上书《人民日报》并在内刊登文，引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干预，兴宁当局才予以平反。敏感词时黎家被抄没的黎昔非手稿、闻一多书信及其他财物，一件未予归还。黎家子女要求按政策补发黎昔非被长期扣押的工资，当局亦充耳不闻，最后以50元“补助”草草应付。

刘彦章回忆黎昔非先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正是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我们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走向高中；祖国各地兴宁籍的知名文化人士，纷纷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躲避战乱返回故乡，黎昔非便是其中之一，因此成为我的语文老师。

现实中的黎先生中等身高，老是穿着一件青布长衫，面带微笑，两眼看人却炯炯有神。课堂上的黎先生手拿课本，讲课有条不紊，思路清晰，特别是字词句，切中要害，入木三分，不哗众取宠却令人久久不忘，如饮醇醪。有时讲课也敢联系一下实际，他讲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时，便毫不忌讳地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人民涂炭，大后方将军却歌舞升平”，表现了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义慨与不平。黎先生对学生却一团和气，从不斥责。

1966年，中国爆发史无前例的“敏感词”，目的是反修防修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结果是大革文化命，变成“十年浩劫”。众所周知，1964年“文痞姚文元”评吴晗《海瑞罢官》，便已拉开敏感词的序幕。当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吴晗被抄家的材料，即吴晗日记中有一句“黎昔非是独立评论最合适的经理人”，兴宁一中一些紧跟敏感词步伐别有用心之徒，便如获至宝，与县委联系，真正的“策谋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开展了一中的“敏感词”。1966年6月10日突然通知全校老师集合，参加大会批斗黎昔非老师，首先由内部指定所谓“左”派教师党员发言，强烈要求黎先生交代与吴晗的历史关系与“三家村”黑帮的罪恶阴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等等，另一人则揭露黎先生是混进党内的反动学术权威，有的则谩骂他一贯贩卖“封资修”货色，误人子弟，祸国殃民，不一而足。……从此黎昔非先生变成“阶下囚”，被打入另册，一中同事朝夕相见，狭路相逢，有的作白眼状，有的迅速掉头而过，或顾左右而言它，有的默默点头一下，真的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一贵一贱，交态乃见。……继昔非先生之后，一中又有三十多个教师相继被“勒令”为“牛鬼蛇神，“牛队”日益壮大增多，全国不知几百万矣！

在干校我们是“不是牛鬼”的“牛鬼”，我的任务是种菜，黎先生的任务是放牛。但是先生已60高龄，人老牛壮，当然不能骑牛背矣，也没有短笛可吹，天天是其奈牛何？……某日，饭后出工前，我悄悄到先生床前，问候起居，并询适应新环境否，不料，他却出人意表，傲然一笑曰：“小子志之，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一口气背了一段《论语》，表现了十足的自信与无畏，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正气。我也条件反射，立即脑中跳出一段《论语》作答：“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双方会意，一笑而别。

毕竟是书生，交谈时不免要“掉书袋”，偶然制作些笑料，借以丰富一下孤寂无奈的生活，宣泄一下灵魂深处的不平与不满。谁知这便是我们师生在干校的最有意义的谈话，又成告别。1969年夏，我又被指派参加“敏感词思想”宣传队，离开干校下乡作宣传，1971年回校，黎先生已于1970年含冤辞世，呜呼！哲人其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摘自：刘彦章《黎昔非先生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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