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街村是增城市政府所在地荔城街的城中村，有7个经济合作社，常住人口1000多户3700多人，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0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5000元。我村紧邻城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对我村的影响较大，改革开放也相对较早。在改革开放前，村民靠种养为生。改革开放后，村民在村党支部、村委会的带领下，大力发挥城郊和城中的优势，开展以城市发展同步的各种服务，使村、社、个人从以前农村的单一经济，发展成为多种经济齐头并进的格局。在开发区内的大街、临街位置预留征地的15%面积作为自留用地，用于集体或私人建商铺或厂房，到目前为止，我村各经济合作社已经建起综合楼15座，沿街商铺1千多间，社员平均每户都有一间商铺以上，基本上解决了社员的生活保障。在党的富民政策鼓舞下，集体和个人的经济不断增长，文化事业不断发展。现在夏街村民正迈向文明文化，爱国爱家的小康生活行列。

增城夏街村是开居时间较早、宗族聚居人数较多的一个古村落。先有石氏，大约在南宋时期，已有近千年历史，其后叶氏、王氏，然后是黎氏。黎氏在数百年间成为地方望族，并在村中形成一整套的宗族文化及特殊的管理结构。

自古以来，地方上有较大威望的宗族群体，在中国金字塔式封建社会底层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并且闪耀着思想和物质之光。但中国的封建社会从未停止过结构性的震荡和整合，因而宗族群体也不断地受到冲击而产生裂变和调整。尤其在宋末，经历了唐宋盛极文明之后，以儒家思想为规范的农业官僚统治阶层逐渐腐败和没落，经受不起北方野蛮部落的强大攻击而土崩瓦解。中原的名门望族迅速失去赖以生存的基础，于是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持续数百年）的移民浪潮和族群大迁徙。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曾经在中原显赫一时的世家大族纷纷南迁，一部分进入云川，大部分分布在苏、浙、皖、赣、闽、粤、台地区。那时粤地仍是一片被称作野蛮之地，那些名门望族的贵族官僚们只好委屈当上了从前被他们所鄙视的 “南蛮子”。

但夏街黎氏的祖先并非逃难而来。有史可查的先祖黎鹏，源于江西雩都（即今于都县）的水头里，北宋初官至翰林学士，真宗年间（998－1022）因谏章事逆旨，被谪至广州任学正。致仕后居于新会。其三子献臣历任梅州刺史，并于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升雷州太守；其孙子远，任扬州太守，先居于博罗白沙，远之二子宿迁居于东莞凤凰涌（即今潢涌）。如此看来，夏街黎氏之祖在移民大潮汹涌南下之前很早就来到南粤，且由于历代后人“读而优则仕”，与王朝政治保持紧密关系，故而根扎得深，其枝叶也茂盛。

明洪武五年（1372），东莞凤凰涌年轻的九世祖黎荣考上茂才科举人而被荐任税课大使派驻增城。这个时期，欧洲经历了蒙古铁骑的蹂躏之后，教皇的势力削弱，君主势力从新加固，而生产力也处于复苏阶段。中国的汉人也刚从蒙古族人手中夺回了统治大权，中国大地却仍是哀鸿彻天、饿殍遍野。在这个时候来增城当个税务小官，不用说是份苦差事，黎荣只好一边安抚百姓，一边动员尽力交税。由于处事得体、廉洁奉公，这个税务小官一做就做了十一年。在职期间，黎荣在城南方壶洲畔搭了间茅屋，把家眷安顿下来。此时县城还未筑城墙，方壶洲一带也是一片沼泽烂地，并且荆棘杂树丛生。黎荣带领家人披荆斩棘，填沼辟路，以茂竹为篱，以菊花梅花为墙，广种荔枝、香蕉、乌榄、柑桔。由于树林茂密，小径曲幽难寻，故人迹罕至。黎荣生性淡泊名利，乐于清贫自在的生活，闲暇时分命僮仆撑一叶小舟泛于湖上，穿行于红蓼白 之间，有鱼儿跃出水面，有沙鸟伫立洲头，黎荣独擎一杯白酒自酌，时而遥望远方蕉岭上的云朵，时而凝视近处寺山上的烟雨，时而仰天长歌。后来朋友们知道这个好去处，于是衙门一些大小官员以及骚人墨客们常常在那里相聚，喝酒吟诗，并取其名“新村”。后来黎荣干脆把税课小官辞了，想过一种真正自由自在的生活。可是就在他辞官不久，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当时一位叫苏友兴的贼人聚众劫掠县城四周乡村，县官束手无策，只好请有勇有谋的黎荣临时带领兵丁前往陆村崩沙埔剿匪。由于寡不敌众，黎荣在激战中不幸牺牲，终年四十一岁。黎荣作为一位乡村知识分子，本来厌倦俗世的公务缠绕而渴望过野鹤闲云的生活，但在民众危难当前，一肩挑起了道义，把一腔热血洒在了增江河畔。黎荣这一义举为夏街黎氏的开居拉开了悲壮的序幕，也为夏街后人树立了一面张扬人格力量的旗帜。

黎荣对开居之地的选择无疑是非常精明和准确的。在这之前，最早在夏街铁溪边居住的先是石氏，石氏后来出了个叫石文光的抗元民族英雄。其后，叶季达于元至正十九年（1359）来此开居，叶氏最兴旺时拥有良田3000多亩。随后王镜湖也于至正25年迁来。黎荣以此为居之后，三姓和睦共处，情若兄弟。这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北靠商品云集的县城，东靠碧波荡漾的相江，四周是深若丈许的护村濠，濠通相江、铁溪，村边有数十亩池塘，塘中有绿洲；村中有亭台庙宇祠堂，有连片的青砖大屋，一条麻石古街。岁月蹉跎，夏街成了富甲一方的大村。

夏街人保持着勤奋读书的传统。为了鼓励族中子弟勤奋学习，除了在村中设立学校，还设立了一套奖励机制。所以，数百年来，夏街人读书成功的人特别多，仕宦兴盛，人才辈出。明清考取功名的进士3人，文举人12人，武举人1人，贡生22人，秀才169人……任官职的：知县2人，县丞2人，府知事1人，国子监学正3人，州同1人，州判1人，巡捡1人……民国期间任县长2人，县参议长2人……从这些数字看来，通过读书这条途径，夏街人与王朝利益趋向保持密切关系。有了这种关系，夏街人在地方政治势力方面便有了持续的渗透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时代的话语权。氏族的财富积累也顺其自然地而有了较快的增长。

当然，从《黎氏族谱》记载来看，黎氏出来当官的人基本上是廉洁奉公的，如十二世黎皓任阳朔知县三年，离任时身无长物，只带了两瓶猪油回家分给四个儿子。又如王三奇，明万历三十二年中进士后，历任江西建昌府推官（地区级审判官）、阳朔知县，为官清正，刚直不阿，宁愿得罪上级也要维护老百姓利益。有些人读书也并非为了当官的，甚至视官场为畏途，如民国期间的黎翼墀，曾在中山大学任教，并认识鲁迅与许广平，他两次推掉了增城县长的职务。更多的人选择的是清贫淡泊的生活，甚至尽自己的能力为当地的百姓服务。这是因为夏街黎氏子弟从小就接受书本里贯串数千年的“仁义道德”的教育，夏街的名人义士不断涌现，受到邑中百姓的赞誉和拥戴。一个地方族氏的威望便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封建社会的结束和社会主义的出现，标志着时代话语权的转移以及国家利益的重新分配。夏街的宗族传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除了经济上还保持贯性的发展优势之外，地方话语权的优势在数十年间已受到明显削弱。而随着作为宗族内核的传统孔孟文化和朱子训家之道的式微，宗族集权与凝聚力也日渐削弱。但是你走进夏街，走近夏街人真正的生活，你仍会感受到宗族传统的浓重的影子。而且，随着商品社会发展，经济与政治权力逐渐趋向均衡和互相制约，因此夏街的外在形象给增城市区市民的感觉仍是举足轻重。今日的夏街如一辆重新装修的古老大车，从上千年时空走过来时，沉重而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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